於梨華和她的第一本長篇小說《夢回青河》
更新時間：2024-05-24 10:34:18作者：佚名
于梨華（1931-2020）及其第一部小說《夢回清河》
1963年，李翰祥導演把剛剛成立的香港國聯電影公司搬到臺灣。公司一成立，便大張旗鼓地開始籌備新片，一口氣買下了很多原版版權。當時我是國聯的女主角，買版權的原著，我會盡量去找，免得臨時抱佛腳。就這樣我認識了原著作者高陽、司馬忠元、瓊瑤、郭良蕙、朱希寧等作家。1963年，皇冠出版了于梨華的第一部小說《夢回清河》，出版后轟動一時，多次重印，電臺每晚八九點都會播。1966年貝語網校，國聯買下電影版權，我迫不及待地一口氣看完了。這是于梨華家鄉浙江東部清河一個關于愛恨情仇的大家庭故事。 人物性格鮮明，情節錯綜復雜，當時聽說于梨華常年旅居美國，沒有機會向她請教。
60年代末，國聯面臨財政危機，瀕臨倒閉。李翰祥導演救了國聯一命。他知道我和歸亞蕾都喜歡《夢回清河》，書中還有兩個同樣重要的女性角色，美云和定玉。他說，國聯可以把《夢回清河》的劇本給我們，我們自己找人拍，但要租用國聯的設備。我和亞蕾商量，請同是國聯同事、好朋友、好人、好導演的宋存壽先生來導演這部電影。于是籌備工作開始如火如荼地展開。1970年，我發生了戲劇性的“婚變”，從電影界“逃”到美國，《夢回清河》這部電影始終沒有拍完。
70年代初，我從加州到紐約看望弟弟，一位朋友問我：“作家于梨華家住紐約州北部的奧爾巴尼，她和丈夫都在該州立大學任教，她很關心你的近況，要不要一起去看她？”讀過她的書后，我感到她并不陌生，便爽快地答應了。
還記得朋友驅車幾個小時來到她家后，一位斯文紳士打開門，只自我介紹：“我是于麗華的丈夫，她不在，打網球去了，你們等著。”同行的朋友說：“哎——我們不是約好了的嗎？有什么事嗎？”老實的丈夫不知道該如何解釋，只好抱歉地笑了笑，然后年輕的物理教授就忙著照顧三個年幼的孩子了。大約半個小時后，我聽見門外傳來緊急剎車的聲音，知道女主人回來了。還沒進家門，她就說：“客人到了嗎？”操著清脆的南方口音，打扮得像個網球運動員，沖進屋里。她沒有道歉，沒有換衣服，也沒有說任何客套話，直接進入了我們可能有共同話題的話題“夢回清河”。 打開聊天框之后，她滔滔不絕，說自己的第一部小說會有自己的影子，相對來說自我色彩更濃一些。她年輕時的性格跟小說里的定宇很像，聰明、調皮、熱情、直率、心機重。小說是用定宇第一人稱“我”寫的。我滿懷歉意地告訴她，我原本是定演美云的，但現在事已至此，只能無限惋惜。她說歸亞蕾飾演的定宇和我簡直是絕配。聊天中，她對我的近況表示關心。我記不清我們還聊了什么。看到她會客時不斷被家務和孩子打擾，于梨華不忍心，要求離開。于梨華毫不猶豫地說：“我大老遠過來是想請你吃飯，可冰箱里全是日常生活用的美國快餐，我不好意思招待中國朋友。” 臨走時，她把她的長篇小說《又見掌心，又見掌心》送給了我，初次見到于梨華，她直爽利落的言談和不拘一格的待人處事方式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回到加州后，一天她接到一個陌生男人的電話，他自我介紹說：“我是林懷民，就讀于愛荷華大學，是余麗華的朋友，她給了我你的電話號碼。現在學校放假，我想飛過去跟你學中國舞……”她無法拒絕，在余麗華的幫助下，幾天后她認識了熱愛舞蹈的林懷民。
1972年攝于紐約。后排從左至右：水鏡、余麗華、夏志清、林衡哲； 前排左起：王浩、王東，前排右二為陳友實。
1973年我們搬到紐約后，見面的機會就多了。我們在紐約和普林斯頓有很多共同的朋友，包括陳大段和趙榮啟、夏志清和王東、王浩和陳有石、莫文蔚和小蘭，還有她在臺大的學長高有恭。無論是聚會還是活動，余麗華都像住在那兒一樣，總是一個人出席。當時釣魚島運動如火如荼，紐約的活動很多。陳有石經營《婦女人物》雜志，需要發掘朋友的潛力。我的舞團每年都在紐約開記者會，或者到東部大學演出，如果有可能，她一定會來給我加油打氣。她的大兒子尤金也在母親的動員下，熱情地幫助江阿姨。記得我在哈佛大學演出的時候，尤金在哈佛學醫，是中國校友會的會長。 他不遺余力地幫忙宣傳、印制傳單，排練時也會到劇場來問候我。幾年前，我問過麗華尤金的近況，并談到四十年前這件暖心的事。
那時，東方的朋友稱我、于麗華、陳友石三人為“三劍客”。我們都是在上海長大的，所以見面時，我們講著上海話，喋喋不休，無人打斷。如果加上夏志清先生這個愛講上海話、愛吵鬧、愛講笑話、愛搞惡作劇的頑童，那就更加熱鬧了。“三劍客”喜歡一起看戲、聽音樂、爭論、外出吃飯、胡言亂語。他們都熱愛紐約。用于麗華的準確描述，“這就是紐約，它大，因為它包容。它是一切的中心，但也可以是一個讓人找不到中心的地方。它太復雜，太富有，太貧窮，太無私，太自私，太寬容，太吝嗇，太多，太少，太熱情，太冷漠。它是一個充滿矛盾的城市。”
1975年，中國剛剛打開了一點大門，于梨華就迫不及待地回到了她夢寐以求的國度和故鄉——清河。在聯合國駐華辦事處的精心安排下，她懷著激動和熱情游歷了中國許多地方，并與失散的妹妹團聚。離開后，她把在中國的所見所聞寫成了一本書：《新中國新女性》。由于《新中國新女性》在大陸大力推廣，并在香港出版，于梨華的作品從1975年起在臺灣被禁，直到1983年她才被禁止回臺。在這漫長的八年里，她無家可歸，甚至父親也因病去世，沒能回臺奔喪，這也是她終生遺憾的一件傷心事。
1977年，胡金銓導演受夏志清先生邀請，到哥倫比亞大學講學，他講的不是電影，而是對老舍研究的興趣。余麗華打電話問我，胡金銓還在紐約嗎？能不能到紐約州立大學奧爾巴尼分校中文系講學？她還說是代表系主任鐘玲女士給我打電話。胡主任喜歡結交學術界的朋友，聽說后欣然答應，第二天就出發了。三天后，一直有博士情結的胡主任給了我一個意外的驚喜。我見到了鐘玲，對她一見鐘情。 于麗華打來電話說：“哎呀！我是大電燈泡你知道嗎？部門沒錢租酒店招待大主任，只能住在部門長鐘玲家里。鐘玲覺得不方便，就讓我搬過來陪她，我帶著睡衣過來，誰知道……”我和于麗華在電話那頭驚呼大笑起來。
我們成了親密的朋友，在一起有說不完的話。作為作家，她敏感又好奇，但我不希望我的故事出現在別人的作品里，所以我和麗華定了三條規則：“你永遠不能在小說里寫我。如果你寫了，我就和你分手！”她知道這不是玩笑。我很感激她信守了諾言。這時，她突然笑瞇瞇地看著我，微微點頭。
應該是1979年，我們在紐約見面，獨處的時候，她告訴我要離婚了，我有點慌了。她丈夫愛她，寵她，總是把麗華放在第一位，是個好男人，也是個好父親。麗華承認了這一切，但她說：“我喜歡自己能仰慕的男人！現在我遇到一個了。”她像初戀的小女孩一樣說著。知道她沉浸在愛情中，她沒有告訴我他是誰，我也沒有問的習慣。我只是反復告訴她要處理好，不要連累孩子。我清楚地記得，臨走前她問：“我都五十歲了，還敢闖，我勇敢嗎？”后來我才知道四面楚歌中的人物，她處理得很好。三個懂事的孩子接受了現實，接受了他，物理教授也找到了一個敬佩他的賢惠妻子，大家和睦相處。我笑她文筆好，能把復雜的關系理得清清楚楚，讓大家開心。 我真的非常佩服她的智慧與勇氣！
第一次回國后，余麗華一次又一次地跑回來。她越跑越上癮，越跑越上癮，越跑越想跑，好像永遠跑不累。畢竟那是“家”。我說她“夢回清河”。我們在美國幾十年了，離“家”越遠，越想念。國家開放后，我們有一種緊迫感。有太多的事情我們想做，應該做，可以做，需要做。我告訴麗華：中國在我的意識里，最恰當的形容就是“遠在天邊，卻近在咫尺”。
1970年代末，鐘玲嫁給胡金銓導演后，便去了香港。在麗華的幫助下，夏志清、高有恭兩位教??授不遺余力地將于氏推薦到美國奧爾巴尼大學中文系擔任系主任。爭強好勝的于氏一心想有所作為，其丈夫王浩是國際知名的數理邏輯學家、哲學家，王浩充當了兩位女士與內地高校之間的橋梁。兩位女士聯手，得到了紐約大學高層的響應和大力支持。麗華在紐約州立大學校長的率領下，也參加了這次訪華代表團，受到國內頂級學術帶頭人的接見，共同推動了中國高校第一批國際合作交流項目。紐約州立大學于1980年與北京大學、南京大學、復旦大學等高校建立了校際交流，于麗華還擔任了紐約州立大學的交流項目顧問。
計劃一開始大張旗鼓，但很快就導致兩位親密朋友兼同事之間產生摩擦和沖突。尤氏和梨華都是那個時代的女人，自尊心強、自信、聰明能干，她們之間的僵局大多與學業有關。后來尤氏發現梨華的戀人其實是紐約州立大學校長。兩人在訪華期間相戀，此前從未親密接觸過。此后梨華在人事關系上占了上風，尤氏感到被利用和壓制。最讓他氣憤的是，自己無意間促成了一件“好事”。最終發展到兩人水火不容的地步。詳情我不清楚，因為他們倆都不是八卦的人，他們怕我夾在中間。無限惋惜的是，“三劍客”后來解散了，但我仍與他們個別保持聯系。
鄭培凱教授是我在紐約的老朋友，他深表遺憾：“現在回想起來，奧爾巴尼的經歷也是人生的挫折和遺憾。四十年前，我的第一份全職工作是在紐約州立大學奧爾巴尼分校歷史系任教。在那里，我與尤石和余麗華成為同事，一起度過了一段時光。當時我才三十出頭。他們把我當小弟弟一樣對待，對我照顧有加。他們之間有矛盾，就會來找我訴苦。我勸他們不要互相打架，因為系里只有兩個人，打架會造成混亂。他們兩人的個性都極強，我說什么也沒用……建立真正的友誼并不容易，而且這種友誼是如此激烈，看到它被破壞，令人感到難過。”
麗華嫁給了校長，他們的婚禮很低調，只有近親參加，我的朋友中，只有夏志清和王東夫婦受邀。婚禮結束后，麗華趁著和丈夫來紐約開會的機會，提前約好了和我夫婦共進晚餐，就在他們下榻的俱樂部。第一次見面，他彬彬有禮，第一句話就是：“麗華跟我講了很多你的故事，終于見到你，我好開心！”看到麗華看著丈夫那滿足又深情的表情，我第一次意識到，這位摯友竟然有這么耀眼的眼神！這么有女人味的魅力！
教了25年的李華于1993年退休，由于加州氣候宜人，他和妻子搬到加州居住，兩人見面的機會也減少了。
2002年，梨華出版了《離別與告別之間》。書的前言是這樣的：“故事發生在美國大學，兩個中國女性從友情、互助到分手。小說中的知識分子或學者不像普通人那樣經得起考驗，也不能堅守自己的信仰和原則，他們之間互相算計，還有復雜的職場、家庭、愛情糾葛。”這本書是一位作家朋友特意借給我的，我一看就知道梨華是在用小說的形式寫她和優石之間的恩怨情仇，以及她自己離婚后與校長復婚的心路歷程。情節還涉及到她身邊的人。書中的人物我幾乎都認識，情節似曾相識。看完之后，我不敢評論，也不敢告訴優石，就把書還了回去。
2006年，麗華搬回東部，住在馬里蘭州的一個老人社區，享受天倫之樂。原因是丈夫去世，大兒子尤金住在芝加哥，兩個女兒住在華盛頓附近，孩子們和奶奶很親近。社區環境優雅，出入方便，設施服務齊全，很適合專心寫作、不愛做家務的麗華。我去那里看望她，看到她生活得十分愜意，言行舉止中仍保留著一份樸素明朗的率真。除了寫作，她每天打網球四面楚歌中的人物，生活得很充實。我發現她喜歡打麻將，就陪她打了幾局。朋友請她吃華盛頓著名的北京烤鴨，她穿著貂皮短外套出席活動，和以前大學生般的休閑裝完全不同，著實讓我震驚，眼前一亮。 我問：“哎——你什么時候學會的……”我話還沒說完，她就打斷了我：“哎呀，我們多久沒見面了！我來見你，當然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沒想到，《離別之間》出版近十年后，王東剛在網上看到這本書，就生氣地打電話問我：“你為什么不早點告訴我們這本書？她把我和夏先生描述得那么糟糕，夏先生很生氣……”“我還以為你早就看過了，你們是老朋友了。”我吞吞吐吐地回答。電話打完不久，我就去拜訪了梨華。住在她家，我可以談心。她告訴我，大陸要出她的文學全集了，現在她每天忙著在家調整文章。我直截了當地勸她：“如果你出全集，就不要收錄《離別之間》，你和夏先生曾經是好朋友，沒必要讓年邁的夏先生夫婦傷心……”堅決的梨華用沉默回答。
5月2日早上，我在瑞典的家里打開電腦，看到王東的來信：“剛剛聽說于麗華因新冠肺炎去世了，我很難過，畢竟我們曾經是朋友，看來養老院再貴，集體生活還是不行，以后再也不去養老院了……”這突如其來的噩耗讓我愣住了，整整一天都是在悲傷悲痛中度過的。麗華的聲音、笑容，還有我們的互動，不斷在我眼前和腦海里閃現。記得2016年，一位朋友工人去世了，麗華是他的師弟，知道他是我摯友，她馬上寫信安慰我，畢竟我和麗華相識近半個世紀，時間那么長，距離那么遠，中間斷了聯系，但彼此的性子都了解得透徹。看到王東的來信，也讓我松了一口氣。 昔日的恩怨煙消云散，顯出她的大度與包容，梨花若在天堂知道，一定會笑得迷人，眼里綻放出光芒（這是王東形容于梨花常用的一句話）。
1970年代中期，在紐約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前排（右三）于麗華、（左一）江青、（左三）李麗華，后排（右一）嚴俊
我有一張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我和于麗華、李麗華等人在紐約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的合影。看著這張珍貴的照片，我不禁想起我的朋友、爾雅出版社創始人銀笛先生曾經說過的一句話：“如果說電影界的人都知道李麗華，文學界的人都知道于麗華，就知道于麗華在那個時代有多么重要！”如今，我兩位昔日的摯友相繼離世。細看他們二人，笑容是那樣的燦爛、迷人、美麗！人的一生不就是這樣嗎？
根據于麗華哥哥于中華發布的公開信，我們可以了解到于麗華生于農歷1929年11月28日，逝世時已90多歲（她小了兩歲，官方資料顯示她出生于1931年）。于麗華大約一周前開始身體不適，她的兒子是傳染病專科醫生，大女兒是華盛頓郵報資深醫學記者。兒女和哥哥決定不送麗華去醫院受苦，最后醫生開了止痛藥，她才沒有遭受太大的痛苦。2020年4月30日晚11點左右，她在家中睡夢中去世。這是因禍得福，多么理性、英明和人道的決定！他們覺得，唯一的遺憾是麗華去世時，親人們沒能和她道別，祝她一路走好！
親愛的麗華，一路平安！你不是常說“在美國這片異鄉，我只能落葉歸根”嗎？希望你的靈魂在夢里回到故鄉清河，聆聽清河的低語，看到清河悠遠的源頭！
2020 年 5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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