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時間：2021-08-12 06:58:21作者：admin2
中國人在德國這些年,就象非洲人在中國的待遇差不多,但通過奧運,中國國力提升.基本上消除了歧視.
1:
在德國這個非移民國家，許多城鎮幾乎還是清一色的白種人，即使在柏林這個所謂“歐洲最多元化”的大都市，亞裔也并不是那么常見。在街上和地鐵車廂里，我經常見到金發碧眼的女士先生，暗暗地或毫不掩飾地打量我的東方面孔。
圣誕節假期里，我去德國南方看望我姑姑。她在德國已經定居十多年，在以保守著稱的巴伐利亞州一個小鎮上當醫生。談起在德國的感受，她說她一直未能感到被德國白人社會所接受——盡管他們一家都已入德國籍，兩個孩子都是班上的好學生，夫妻兩人各自有收入不錯的高技術職業。他們在德國算是相當不錯的中產階級了，但他們在與德國人的交往中，總感到自己被當成外國人。
我姑姑工作所在的那個巴伐利亞小鎮，只有她一個亞洲人。時不時就有病人在走廊里追上她，問她從哪里來，更有一些德國人，看見亞洲面孔就認為他們從事的一定是“掃地”或“洗碗”這類不需要高文憑的服務性工作，他們大都難以置信，一名亞裔中年女性竟然能在德國當醫生。
有一次我姑父買東西的時候，碰見一個他們孩子同學的家長，拉起家常來。她問：“怎么最近沒見到你太太？”姑父告訴她，她最近剛剛找到一份工作，但那家醫院離家較遠，所以一般周末才回家。
那位太太很驚訝：“她要去那么遠的地方工作？為什么不在本鎮的醫院工作呢？那里有許多空缺的職位呀?！边@一下把姑父也說糊涂了：“她去問過，別人說沒有呀！”那位太太搖頭：“不，我知道，他們那里需要很多清潔工！”
我姑父哭笑不得：“您誤會了，我的夫人是位醫生?！甭牭竭@話，那位太太臉上露出驚異的表情。
“這種事已經發生過多次了?！惫霉弥v起這事時有一絲憤慨，也有一絲無奈，“我剛到巴伐利亞那個小鎮時，在鎮上找住處，去一家德國人家里看房子，是間地下室。那位太太說，租她的房子可以，但條件是一定要每個月把他們家所有的窗戶都擦一遍。我說，哪有這種事，我工作忙得要死，連自己家里的窗戶都沒時間擦，哪有時間來擦你們家里的窗戶？她就說：‘你總有下班的時間吧，而且還有周末呀！’我說：‘我每天早上從7點工作到深夜，周末回家和家人團聚，怎么可能有時間？’”
這位夫人疑惑地問：“那你到底是在醫院做什么工作？”姑姑說：“我在醫院做醫生呀！”這位夫人聽罷后退幾步，吃驚而抱歉地說：“哎呀，醫生女士，太對不起了，我還以為你的工作就是擦窗戶呢！”
聽到這些小故事，我也哭笑不得。這些事都不大，但如果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也會帶給人很多煩惱。高歌
2:
德國有多少中國人？不知道。因為我沒有統計過，也沒有打聽過。反正生活在德國的中國人越來越多，這感覺不會錯。
街上見到一位黃皮膚的路人，友好地笑一笑，說聲“您好！”如果對方回答“您好！”那他就是中國人。接下去便是相互提出的一連串問題：“哪里來？”“住哪里？”“干什么？”這是中國獨有的問候方式，同德國人迥然不同。因為在他們看來，剛見面怎能這樣刨根究底地問呢？
但中國人之間這樣一問，兩人的距離立即拉近了許多，頓時顯得親近起來。這也許同大家都是游子有關。對于每一個生活在德國的中國人來說，都是“獨在異鄉為異客”，所以見到同胞，一種親近感便油然而生。那些解放前到德國的、中間又極少有機會回家的人，這種親近感更加強烈。
在德國，我去過的中國飯店不少。經常會遇到店主得知我來自中國后親自來伴餐的。尤其在60年代的西德，幾乎沒有大陸派去的人，所以店主特別有興趣同我們攀談，了解祖國的變化情況。他們提起中國，喜歡用“祖國”這個詞，頗有神圣感。談得投機，飯后就堅決不肯收錢，弄得我十分狼狽。
俗話說，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在德國的中國人也是有群的，粗略來分可以這樣說：第一群是解放前后到德國經商的，大部分開飯店，全家老小齊上陣。第二群是留學生，靠公費、獎學金或完全自費。第三群是官派人員，完全吃“皇糧”。
第一群人相對來說最富有，經過幾十年的經營，都小有家底，有的人飯店已開到好幾家。但他們的財產也是汗珠換來的，從牙縫中摳出來的。許多飯店老板都向我談過他們當初幾塊或幾十塊美金闖德國的經歷，他們一年365天沒有一天休息，每天都要忙到半夜飯店關門。德國社會風行度假，但他們中許多人不知度假是何味。這群人在德國居住時間最長，因而對國內情況最隔膜，也最希望了解。
第二群人年紀最輕，但文化層次高，容易接受新鮮事物。他們既了解中國的國情，又了解德國的社會。德國官方對他們十分重視，因為他們學成回國，必將在國內重要崗位上工作。如果說德國要在中國培養“親德派”的話，那么就在他們身上。他們尚處于學習創業階段，所以經濟狀態不十分好。
第三群人是臨時在德國工作，但循環重復，加起來在德國也呆了大半輩子，遠離家庭親人，生活上有苦衷，而且經濟條件是三群人中最差的。一名一級大使的月工資還不及留學生每月的打工收入，遠遠夠不上美國大使館最低一級外交官的待遇。但是他們兢兢業業，處處以國家利益為重，時刻記住自己是新中國的代表。
這三群人的社會背景、歷史淵源、文化層次、年齡狀況迥然不同。但是有一個十分明顯的共同點，即他們都有一顆永遠的中國心。中國，對他們有磁鐵般的吸引力。他們漂泊海外，成家立業，甚至度過了自己生命的大部時間，但他們的根始終在中國，始終想著中國。在國內生活，這種感受也許并不強烈，但在國外呆得愈久，這種感受就愈強烈。這方面有許多例子。
60年代，中蘇邊境發生珍寶島事件，形勢十分緊張。一名經商的華僑千里迢迢趕到使館，從懷中取出一架他自己珍藏多年的德國蔡司廠出品的10倍望遠鏡，要捐獻給前方將士，以盡自己一份微薄的保衛祖國之力。一名看似整天只忙碌自己生意的華人，原來也時刻關心著祖國的安危。
70年代，我去西柏林康德大街的一家中國飯館用餐，年已古稀的店主得知我來自北京，主動過來攀談，說出了他的一番心事：他1949年前就來到德國，開飯店事業有成，娶了德國妻子，生有兩子，分別攻讀醫學和法律，現在已成家立業，生活富裕。在這樣一個看來十分滿意的環境中，他竟然越來越不滿意，已經生活了幾十年的德國，對他來說仍然是異國他鄉。他懷念自己的家鄉，很希望回大陸去度過自己的晚年。看來，中華民族確是一個十分難于同化的民族。
80年代，我參加了幾次中國留德學生座談會。與會者有公派的、自費的、拿德國獎學金的，其中不管被認為是“滯留不歸”或是在德國“賺錢”的，但會上共同的心聲是：讓中國強盛起來。他們的發言，令我感動不已。有人獲悉了一項新技術，他馬上就會想到：中國有沒有？有人在研究一個新課題，他也會想到：不知道國內是否也在研究？一位女學生甚至頗為天真地設想：他們可利用當地的設備和知識進行研究，然后把一系列數據帶回國去供國內使用。總之，大家都覺得在國外學了那么多，只有起了報效祖國的作用，心里才算是落到了實處。
此后的一次談話更加深了我這種印象。那已是90年代的事了。對方是亞琛工大的博士生，應聘于大眾汽車公司工作，月薪約一萬馬克，開著一輛寶馬車。他深情地告訴我想回國去。他在德國干了幾年的體會是：想賺錢容易，想干事業難，還是回國去有施展余地。我確實能理解他那種懷才不遇的心情。
我羅羅嗦嗦地舉出那么多例子，只是想說明一種感受，一種接觸了許多生活在德國的華人之后得來的感受：在每一個中國人的胸膛里都有一顆永不泯滅的中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