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時間：2021-06-29 02:37:02作者：admin2
對犯錯的未成年學生，教師動之以情，曉之以理都不管用時，是否需要懲戒？
20世紀以前，包括中國在內的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這不是問題。但是在從清末到現代中國，中小學教師以體罰為主要內容的懲戒權已經被取消教育懲戒大家談寫一篇征文稿、禁止。這是社會文明的標志。不過它導致的另一個結果卻是，越來越多的中小學教師走向另一個極端——不敢批評、管教學生。個別家長無理取鬧，對教師施以人身攻擊，影響非常惡劣。
有鑒于此，2009年教育部(微博)頒發的《中小學班主任工作規定》中，專設條款，賦予班主任“有采取適當方式對學生進行批評教育的權利”，但何謂“適當方式”，何謂“批評教育”，批評教育不管用怎么辦，該規定并未講明，很多教師仍不敢批評、管教學生，甚至為了防止“出事”，有些地方的中小學在課間休息時，也不讓學生輕易出教室，以免學生打鬧發生“意外”，學校和教師擔不了干系。教師應當擔負的教育責任被嚴重弱化，幾乎淪為保姆。
不可否認，舊式教育體制下，教師過多過濫地使用懲戒權，甚至給很多功成名就的讀書人也留下恐怖記憶，但心存感激者也不乏其人。北宋真宗年間做了大官的丁謂，衣錦還鄉時特地看望授業先生，稱“小年狹劣，荷先生教誨，痛加梗楚，使某得成立者，皆先生之賜也。”前北大校長蔣夢麟幼時恨透了舊式教育，他曾有一番“豪言壯語”：“先生，我要殺了他！家塾，我要放把火燒了它!”但人到中年，則認為傳統的教與學組織方式“已足以應付當時的實際需要”。
不獨古代中國的教師如此頻繁地體罰學生，古希臘羅馬時期也是如此。古羅馬人深信，“沒有痛苦的代價，就沒有進步”。因此，“沒有眼淚的教育”也必然不是好的教育。跟古代中國一樣，體罰的痛苦也讓不少偉大人物終身難忘。中世紀著名神學家圣?奧古斯丁72歲時，有人曾問他是愿意等死還是返回童年。他毫不含糊地說：“我寧愿死，也不愿意返回童年接受教師的鞭笞！”
文藝復興以來，人文主義的興起，學校和家庭的體罰現象遭到強烈抨擊，1783年波蘭廢除了體罰。1845年盧森堡也廢除了體罰。此后，荷蘭、奧地利、芬蘭、瑞典、挪威、丹麥、德國等也都相繼立法禁止體罰。
挾西風東漸，1904年，晚清政府在《奏定學堂章程》也提出“13歲以上”不可再用體罰，而13歲以下最好不用體罰。至于“罰站”、“剝奪假期”、“剝奪自由”、“替代勞動”等后來被認為是體罰之列的，在當時則被允許。民國政府原則上也要廢除體罰。1952年中央教育部下發通知，明文規定“廢止體罰或變相體罰”。改革開放以來頒布的《義務教育法》、《未成年人保護法》、《教師法》等 ，一再明確表示“不許體罰”。
但是美國對廢除體罰的歷史潮流明確說“不”。1977年，聯邦最高法院通過判例，認定學校實施體罰并不違背憲法中的正當程序保證。最高法院在此前的另一個判例中認為，一方面，為維持教室秩序而采取恰當的管教措施在教育上是必需的；另一方面，國家也有為學生提供良好學習環境、維持教室秩序和保證學生安全的義務。但是法院又強調，無論如何，實施過度體罰絕非國家強制利益之體現。不論基于何種目的，過度體罰都是壓迫性的和虐待性的，是不人道的。目前在美國，立法禁止體罰的有21個州，其他州無明文規定。
在英國，1986年以前，教師可以對學生實施必要的管教，社會默許體罰的存在。在日本，體罰是法令所禁止的，但教育實踐中體罰的現象較為普遍。日本學校教育法規定：校長及教員，在教育上認為有必要時，得依據監督機關的規定，對學生及兒童行使懲戒但不得給予體罰。臺灣地區的教育行政部門規定禁止體罰，但又提出對學生進行“暫時性疼痛的管教”。在教育實踐中要不要體罰，目前爭議較大。
對未成年人的教育，廢除體罰是世界潮流，中國當代教育不應該也不必要自外其中。但中國教師因廢除體罰而喪失懲戒權，造成不敢批評管教學生的嚴重性，對教育活動本身的傷害同樣不可忽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