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木的反義詞 荒誕：現代性背景下的人生境況與在世體驗
更新時間：2024-06-24 08:39:04作者：佚名
阿爾貝·加繆（1913年11月7日-1960年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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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謬無處不在
《莊子·田子方》中有一則關于孔子意味深長的故事，說有一天孔子終于見到了他特別敬佩的思想家文伯學子，但他只看了一眼，不發一語。后來麻木的反義詞，迷茫的子路問老師為什么這樣做，孔子回答說：“這樣的人，道在眼中，無話可說。”在孔子看來，像文伯學子這樣有道的人，一眼就能知道，不需要用語言。在今天流傳下來的加繆的照片中，我們也能看到一個眼神深邃的哲學家形象，一眼就知道他不是普通人。正是加繆，在歷史上第一次把荒誕上升到哲學和美學的高度，對后來的所有文藝流派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西西弗斯神話
加繆在著名的哲學論文《西西弗斯神話》（1942）中，對荒誕進行了精妙而獨特的論述。首先，他明確地把荒誕的無所不在認定為一種感覺：荒誕感會在任何一條街道上撲面而來。這種荒誕感赤裸得讓人不堪忍受，明亮卻又暗淡，難以捉摸。更為荒誕的是，一切偉大的行動和思想，往往都有著微不足道的起源。偉大的作品往往誕生在街頭的拐角處，或是酒店狹小的大廳里。歸根結底，機械的日常生活所帶來的無聊、乏味和焦慮，引發了這種生活荒誕感，由此產生了加繆那篇著名的文本，他在文中用現代人生活中最普通的畫面，精彩地表達了現代人日常生活狀態的荒誕性：
起床，坐電車，工作四個小時，吃飯，睡覺；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周六，以同樣的節奏重復。但有一天，“為什么”的問題浮現在腦海中，一切就在這種略帶意外的無聊中開始了。
當然，作為文學大師的加繆并不滿足于通過散文來闡釋荒誕，他同一時期創作的著名小說《局外人》（1942）讓人們更加真實地認識和觸及荒誕的真面目。小說主人公默爾索作為生活中的“局外人”，深感生活的虛幻、枯燥和乏味，對外界的一切都漠不關心，他自己成了一個陌生人，母親的去世、愛人的愛情都激不起他內心的波瀾。相信讀過《局外人》的讀者都不會忘記它那著名的開篇：“今天，我的母親去世了。也許是昨天，我不知道。”在這里，默爾索對自己的生活抱有冷漠的態度——這是人類意識到自身存在的荒誕性，卻又被迫無奈地采取的一種消極的人生態度。冷漠的外表下，體現著對世界荒誕本質的透徹理解。 然而，正是對荒誕性的覺醒，才使得默爾索的麻木、被動、冷漠獲得了高度的哲學意義，荒誕感被擬人化了。
于是，在一個上帝在歷史上退出舞臺的世界里，荒誕就爆發了。 薩特的《惡心》（1938）以日記體思考世界的偶然性和不可知性，博爾赫斯的《圓形廢墟》（1944）交織著現實與虛構、幻覺與夢境，貝克特的《等待戈多》（1953）雖然對話如夢似幻，但始終在進行中，尤奈斯庫的《犀牛》（1960）在科幻氣質與狂熱敘事的結合下，人淪為動物，約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條軍規》（1961）“只有瘋子才不被允許飛翔”……荒誕不斷以絕望、惡心、虛無、異化、黑色幽默等各種形式出現，如同川劇中的變臉，讓人眼花繚亂，但它們對荒誕的表達都指向同一個中心，那就是意義。在加繆的《局外人》中，這種擬人化、高度哲理性的荒誕達到了文學的頂峰。在后世讀者的心目中，《局外人》就是荒誕文學的巔峰。
在加繆建構的世界里，人的存在不再是有目的的、必然的、神圣的、無限的，無目的性、偶然性、瑣碎性、有限性成為了存在的真相。于是，我們看到以加繆為代表的荒誕文學無情地抹殺了詩意的神話，殘酷地揭示了人存在的真相——存在被貶低為生存，而這種生存才是生存的唯一基礎。這無疑沉重地打擊了人的自尊心，用非理性的重炮摧毀了人類千百年來構建的形而上的精神大廈。殘酷的是，這些特征一直延續到21世紀的今天，并在碎片化的微時代呈現出放大的趨勢。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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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反抗故我存在
加繆的偉大之處在于，他不僅深刻理解了荒誕的本質，還為那些在荒誕中掙扎的人指出了一條道路：反抗。在加繆看來，荒誕應該用反抗來反抗，人類只有在與其陰暗面的永恒斗爭中，才能重拾生存的尊嚴。沒有這樣的反抗，荒誕只能讓人走向自殺，那將只是一種逃避和投降。因此，加繆有著偉大的抱負，他希望走出個人孤獨的處境（雖然他作品中的人物都是孤獨的個體），與更廣大的人類融為一體——他要把單個的“我”拓展到集體的“我們”，把個人獨自的內心斗爭引向一群人的綜合斗爭。于是他寫下了那句震耳欲聾的名言：“我反抗，故我們存在”。這種反抗將使一個人走出自己的孤獨，走出個人邏輯的困境。 他依然為自己而戰，同時也在與他人一起戰斗、為他人而戰，這是加繆對人類的偉大熱愛，也是他真正的理想主義。
“局外人”
明白了這一點之后，我們再回頭看他的《局外人》時，就會有更多同情的理解和共鳴。一個人與周圍世界的疏離、異化和不相容，源自他對現行社會規范的蔑視，從而成為社會中的“異類”，這正是加繆所提倡的“反抗哲學”。他說：“一個可以用反常邏輯來解釋的世界，依然是一個熟悉的世界，但在一個突然被剝奪了幻想和光明的宇宙中，人們卻感覺自己像局外人……這種人與生活的分離，演員與布景的分離，就是荒誕感。荒誕本質上是一種分裂，它并不存在于兩個對立因素的任何一方，它產生于它們之間的對立……它不在人，也不在世界，而是在二者的共存中。”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荒誕感并不是冷漠的近鄰，而是它的反義詞，正如加繆在《局外人》序言中對默爾索的正面評價：“他遠非冷漠，他有著執著而深沉的激情，對絕對、對真實的激情。”
我認為，加繆所有作品（無論是小說、戲劇還是散文）的核心都在于這種反抗的哲學，這種反抗讓加繆為這個毫無意義、荒誕不經的世界注入了意義，正如他動情地坦白：“我一直堅持認為，這個世界沒有非凡的意義。但我知道，這個世界上有一些東西是有意義的，那就是人，因為人類是唯一提出了生命意義的生物。”因此，加繆一直在尋找人類身上不可磨滅的人性，這是他一生為之奮斗的目標。如此說來，瑞典皇家學院授予加繆諾貝爾文學獎的頒獎詞可以說是一語中的：“就加繆而言，他已經遠遠逃脫了虛無主義。他的嚴肅而嚴厲的沉思，試圖重建被破壞的東西，讓正義在這個沒有正義的世界中成為可能，都使他成為一個人文主義者。” 1957年，加繆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后，在瑞典烏普薩拉大學發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講，題為《藝術家和他的時代》。演講結尾的話語震耳欲聾：
美……無論從長遠還是短期來看，都只能服務于人類的苦難和自由……這種希望是由成千上萬的孤??獨靈魂所激發、激發和維持的，他們的行動和工作每天都在否定歷史的界限和最粗野的表象，為的是讓瞬間的光芒照耀出一直受到威脅的真理，每個人都在自己的痛苦和歡樂中為所有人建立了這一真理。
讀過加繆作品的人，都會很容易認同蘇珊·桑塔格在《加繆日記》一文中對他的評價：“卡夫卡讓人憐憫和恐懼，喬伊斯讓人欽佩，普魯斯特和紀德讓人尊敬，但除了加繆，我想不出還有哪位現代作家能讓人愛。”用加繆自己的話說，“藝術家真正捍衛自己，是出于對同伴的愛。”這種深沉的愛，把加繆與世界、與他人、與自己聯系在一起，使他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是一個局外人，而是一個反叛者，為每個人射出了“最強的自由之箭”。
要知道，出生于阿爾及利亞的加繆，不僅支持阿拉伯人追求平等生活，而且從1937年到1957年整整二十年的時間里，一直關注著阿拉伯人的生存狀況。他比大多數法國知識分子更了解他們的苦難，對法國政府政策的無能更為憤慨。加繆承認阿拉伯人對獨立的要求，但他無法接受他們為實現這一目標所采取的手段：對無辜民眾發動恐怖襲擊。加繆堅持認為，真正的正義不會誕生于暴力，而必須來自人與人之間的友誼和信任。在今天這個戰亂頻仍的動蕩時代（尤其是最近以巴沖突再度抬頭），加繆的洞見依然閃耀著真理的光芒。對此，加繆一生的摯友兼對手保羅·薩特在悼念加繆的悼詞中表達得最為準確和動人：
在這個世紀里，他頂住了歷史的浪潮，繼承了法國文學中歷史悠久的警世文學，這也許是法國文學的最大特色。他以頑固、狹隘而純粹、嚴厲而感性的人文主義，與這個時代的巨大而畸形的事件進行了一場不確定的斗爭。但反過來，他又以一貫的拒絕，重新確立了我們這個時代中心的道德價值，反對馬基雅維利主義和唯物主義的現實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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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思想
對于出生在北非的加繆來說，西北歐和地中海構成了兩個截然相反的世界。在西北歐陰郁、暴虐、絕望的世界里，徹底的荒誕、冷漠和絕望吞噬著人類的存在。而在地中海，感官的歡愉和輝煌讓人時刻感受到生命的力量。于是，我們看到成年后的加繆不斷回到故鄉阿爾及爾，并驕傲地告訴人們：“你會愛上阿爾及爾，因為這里的人一眼就能看到的東西：每個街角都能看到的大海，灼熱的陽光，人們膚色的美麗，而在這種肆意的暴露和犧牲中，總有一絲淡淡的芬芳在飄蕩。在巴黎，你會懷念那遼闊的空間和飛翔的鳥兒的翅膀；在這里，至少你心滿意足，別無所求，你可以真正衡量自己的財富。”
反叛者
這就是加繆在《反抗者》（1951）中極力推崇的“地中海思想”的由來。這種思想的精髓在于堅守對人的信仰，熱愛生活，贊美世界和生活的美好，但又對世界的陰暗面——荒謬性有著清醒的認識，拒絕盲目的樂觀主義。不難發現，“地中海思想”吸收了古希臘人生智慧中中庸適度的思想，這與中國傳統儒家和道家的觀點如出一轍。古希臘人始終堅守極限的理念，不把任何事物推向極端，無論是神圣的事物，還是人類的理性。這與我國古代哲學家老子告誡世人，人走到極端就要反其道而行之的思想有異曲同工之妙。 因此《文學雜志》主編余讓-路易如此形容：在《反抗者》中，我們看到了加繆的“希臘心態”，它歌頌地中海的陽光與大海，相信對生活的熱愛能趕走對生活的絕望，始終堅持與現實中的各種陰影和邪惡作斗爭，始終向往一個充滿地中海光芒的世界。
是的，這位絕世俊美的男子有著一顆“希臘心”。他無數次贊美地中海的陽光和大海，相信激情和愛情能驅走絕望。他多少次回到地中海礁石上的蒂帕薩古城，坐在港口的小咖啡館里，望著遠處的地中海：“茫茫大海在正午沉寂，一切美好的生靈都會自然而然地為自己的美而感到自豪，而我們眼前的世界，四面八方，都在展現著這種自豪。面對這樣的世界，……我為什么要否定生命的喜悅？……我不禁要問，這世間的一切都在給予我生命的驕傲。在蒂帕薩，我所看到的就是我所相信的，我不會固執地否定我用手觸摸的、用嘴唇親吻的。”世間沒有超越的幸福，黎明和黃昏之外也沒有永恒的生命。從荒誕到叛逆，除了陽光、親吻和原野的芬芳，一切都顯得微不足道。
加繆曾在散文《謎》（1950）中寫道：“我憑著對太陽本能的忠誠，我出生在陽光明媚的土地上，那里的人們千百年來懂得向生命致敬，哪怕是在痛苦中。”正是這種“地中海思想”，使得加繆雖然早年生活飽受磨難，卻從不抱怨世事，而是盡情享受大自然的饋贈。同時，他的人生觀是積極的，他不抱怨，他從未對人性失望過。“人身上值得稱贊的地方比可鄙的地方多。”“我關心人，我從不瞧不起人類……我作品的核心，始終有一個不朽的太陽。”這個不朽的太陽麻木的反義詞，源自他在北非地中海沿岸的生活經歷。 它串聯起其全部作品的內心激情，將人類在陽光下的真實處境揭露出來，進而層層摧毀自欺欺人的帷幕，直指人性、人生乃至世界的根本荒謬，進而逐漸引導有意識的新人通過反抗走上自由之路。
如今，以加繆為代表的荒誕文學熱潮早已褪去，但荒誕依然隨處可見于人們的日常生活中、世界的每個角落，并在碎片化、人工智能時代不斷變換著各種面貌。這不是世界末日，而是人類在經歷了理性的第二次崛起和非理性的蓬勃發展之后，面對世界的清醒意識和從容態度。當然，面對無處不在的荒誕，冷眼旁觀、一笑置之是遠遠不夠的。如果說荒誕的人生和世界是一道陰影，那么荒誕本身的探討終將把我們引回陽光。因此，加繆反抗自殺的哲學在任何時代都是彌足珍貴的，成為他留給后人的不朽遺產。換言之，在荒誕中尋找永恒，從虛無中產生意義，從無聊中借用靈感，在閑暇中追問是否有創新，是貫穿現代人一生的現實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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