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大革命：試圖實現新與舊的巨大斷裂，政治普選原則上獲認可
更新時間：2024-06-07 09:36:21作者：佚名
眾所周知，英國從選擇性領土代表制（代表財產或地位）到全民個人代表制的轉變，是以小規模、緩慢改革的方式逐步實現的，目的在于避免革命。因此，英國公民權被TH馬歇爾劃分為三個階段（18、19、20世紀）和三種實現形式（公民權、政治權和社會權）。
法國試圖通過革命實現“新”與“舊”的巨大決裂，在“第三等級就是一切”的革命激情下，實現個人政治平等是推翻專制、摧毀特權（基于身份）的標志。
即通過革命，普選權在原則上被承認并一次性帶入政治領域，1789年的法國革命者甚至期望一舉實現英國花了三個世紀才逐步實現的三項權利。
法國大革命所產生的壓倒性力量雖然能夠摧毀舊制度中的很多東西，但它并不是勝利者所歡呼的理性的勝利，也沒有迅速建立起革命理想所期待的理性政府。
法國大革命除舊迎新，卻未能有效推進新，這背后是法國大革命的一對根本矛盾，即指導法國大革命的意識形態（以團結、平等為原則）與參加法國大革命的個人（追求個體自由、自主）之間的矛盾。
作為法國大革命的理論綱領，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和“人民主權論”提出，真正的社會契約是人民與其所組成的政治共同體之間的契約，社會契約的本質在于人民作為整體是主權者，主張建立以“人民主權”為基礎的民主共和政治制度。
盧梭所繪制的政治藍圖的前提，是將人民整體想象為與君主相對立的“單數”概念，人民可以基于革命的共識，或以革命的名義表達個人的訴求，共同推翻舊制度；但人民本身是一個“復數”名詞，是大多數個體的集合。
法國大革命雖然在形式上打破了舊制度的等級制度，結束了國王基于神權的專制統治，但卻未能按照統一與平等兩大原則把多樣的個體改變過來針對大革命失敗后急劇惡化的社會環境，更未能把他們組織成一個有機整體；相反，在《烏合之眾》作者勒龐的筆下，大批革命民眾陷入了“盲目”“沖動”“狂熱”“輕信”的群體行為，很容易被統治者利用，建立和鞏固自己的統治。
因此，人民主權理想的提出和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實踐英語作文，都未能解決如下問題：
第一，如何、由誰把各類個體聯合起來，組成一個政治共同體?這個問題的本質，依然是精英與普通民眾的沖突。
其次，應該用什么原則來確定全體人民的意志？如何區分共同意志（volonté générale，又譯公意）和多數人的意志表達（“民意”）——這涉及到資產階級革命派對“多數人的暴政”的內在恐懼。
第三，如果共同意志能夠形成對個體自由的限制，那么追求平等和統一的“人民主權”原則必然會與自由主義對個體自治的訴求發生沖突。這關系到平等與自由兩種最基本的革命追求之間的緊張關系，關系到統一原則與自由追求之間的矛盾。這又該如何調和呢？
法國大革命
因此，在法國大革命中，一方面存在著各種革命理想的不確定性、差異性和內在的緊張性，另一方面又存在著肩負著實現革命理想的革命者的個人追求，二者的綜合作用導致個人（主要是第三等級的個人）突然獲得了政治舞臺上的至高無上的地位。
雖然他們普遍接受、而且“只能接受其合法性來源于法國人民和法蘭西民族的共同意志的政權”（承認“大一統”原則），但并非所有人都支持、理解甚至明白這些革命理想背后的理性主義政治文化。
相反，法國大革命的領導者和參與者，都曾是舊體制下的個體，帶有舊體制的深刻烙印，他們通過各種革命口號或目標，或直接以追求個人自由的名義，表達自己在新體制中的利益。
因此，建立理性政府的革命理想與個人表達革命（或利益）訴求的激情之間的相互影響、沖突（甚至是暴力和血腥）與妥協，共同構成了法國大革命的背景。
這一背景，使法國“公民文化”和政治術語中的左右觀念幾乎同時出現，使革命政治口號中的普遍公民權成為事實上的精英特權——選民資格需要符合財產、性別、年齡、文化程度等嚴格標準，劃分“積極公民”與“消極公民”（后者沒有選舉權），以及各種間接選舉制度等等。
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無疑是一次偉大的世界歷史事件，涌現出一批偉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雖然它賦予了包括工人階級在內的法國人民革命的權利和自由，但實際上革命的結果是資本所有者才是公民權的真正受益者，一切公民權的根本來源是財產權而非口號所表現出來的以人為本。
這不僅讓托克維爾在1852年哀嘆“（自1789年大革命以來）什么都沒有或幾乎沒有改變”，也使得法國走上了不斷革命的征程：法國人民想要實現革命理想，但革命本身是舊制度社會演變的結果，是試圖與舊制度決裂。
正如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所說：“人們創造著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歷史，他們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擇的環境下創造歷史，而是在直接遇到的、既定的和從過去傳承下來的環境下創造歷史”。
人民主權：未完成的民主
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崇高革命理想超越了階級和社會等級，經歷了制憲議會、立法議會、雅各賓派獨裁、“熱月政變”、動搖的督政府等等，最后以“霧月政變”告終，其結果是“在歐洲大陸創造了適合法國資產階級社會的、符合時代要求的環境”。革命理想和革命結果看似截然不同。
但時至今日，這些革命理想、《人權和公民權宣言》的基本訴求，特別是法國人民對于人民主權的想象，仍然是法國人民不斷反抗的理由——也是“黃背心”運動的合法性基礎。
這些由人民賦予的理想、信條和想象，又成為法國大革命最持久、最充實的內容，因為經過兩百多年的各種革命、復辟和政權更迭，維護人民主權、平等與團結相結合原則的共和傳統已經滲透到法國社會政治秩序的肌體中。
因此，我們發現，自1789年法國大革命以來，一系列雙重矛盾幾乎貫穿了整個法國歷史。
第一個矛盾是追求統一原則、實現共同意志的理想同法國“分裂”的現實之間的矛盾。
共同意志的背后，是承認“人民擁有最終權力”，但人民是誰？保皇派、共和派、自由派、保守派、社會主義者……不同社會群體、不同意識形態的人們，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有著不同的答案。
第二個矛盾是追求平等原則、維護普遍利益的理想與社會公平缺失的現實之間的矛盾。
因為“財產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權利……任何人的財產不得被剝奪”“人生而自由，在權利上一律平等”是《人權宣言》的重要內容，但《人權宣言》卻沒有回答如何實現有產者和無產者的平等自由，也沒有說明資產階級保護私有財產權與實現普遍利益之間的關系。
1789年法國大革命所倡導的“平等”只是建立在道德基礎上的平等，而非經濟意義上的平等，因此階級差別和階級矛盾并沒有因為18世紀的資產階級革命而減少，反而在19世紀的無產階級革命中更加凸顯。
1830年、1848年，特別是1871年，無產階級由“自在的階級”轉變為“自為的階級”，不同階級之間、同一階級內部的階級矛盾日趨復雜；通過全民公決產生的第五共和國也經歷了由左右對立到左右共治再到左右共治減弱的轉變過程。
如此多元的法國近代史，實際上體現了資本主義各種烏托邦理想的崩塌過程，以及各種理想與現實的碰撞下，不同群體之間不斷斗爭、妥協的過程。
首先，“市場萬能”的資本主義烏托邦已經破滅。
18世紀商業社會的發展催生了市場觀念，希望整個社會在市場體系下自我調節。然而，資本主義經濟造成的結構性失業和貧富懸殊動搖了這一烏托邦的根基。大多數法國人并沒有因為資本主義而享受繁榮，相反，19世紀末的法國工人階級絕大多數處于貧困之中。
20世紀80年代以來，市場神話隨著新自由主義引領的經濟全球化浪潮再次席卷法國，20世紀60年代貧困人口逐漸減少的趨勢被迅速逆轉。雖然最貧困人群在福利國家政策下并沒有變得更窮，但越來越多的人從中產階級生活水平跌落。中產階級占法國人口大多數的橄欖形穩定社會結構逐漸瓦解，法國社會貧富分化不斷加劇。
2018年法國貧困報告顯示，按照貧困標準，20世紀60年代法國貧困家庭占12%針對大革命失敗后急劇惡化的社會環境，而2017年則上升至30%，家庭收入僅為國民收入中位數的一半。
法國的貧困
如今，中產階級的向下流動性是促使大量中產階級走上街頭參與“黃背心”運動的重要原因。
其次，“一人一票、票數平等”的普選烏托邦已經破滅。
法國人曾認為，只要實現“一人一票、每票平等”的資本主義政治民主，就能保證每個人都能獨立擁有財產、獲得保障。但大眾民主與精英政治存在著天然的沖突，“財產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權利”。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新自由主義逐漸掌握意識形態主導權，選舉的作用變得相對化和庸俗化。受法國大革命理想啟發的民權斗爭訴求是多元的，但這些多元訴求被凝縮為形式上的選舉權平等，并通過各種制度設計確保精英政治的本質不變。
因此，無論左翼或右翼政黨候選人贏得大選，擁有投票權的公民都無法先驗證明獲勝者領導的政策是否合理。部分“黃背心”抗議者甚至表示，“我們選出的代表投票做出的決定違背了我們的利益”。
“黃背心”運動是一場“不分左右”政治立場的全國性街頭抗議運動，其提出的各種“超越左右”的訴求，目的在于利用“精英與民眾”的對立，或者說隱喻性的階級對立，進行最廣泛的社會動員，共同反對法國現行的精英統治體系和政權、資本、媒體等制度性權力。
黃背心運動
福利資本主義烏托邦再一次崩塌。
法國工會一度致力于爭取政治權利，反對福利國家制度，認為福利政策是對爭取個人權利的革命精神的賄賂。二戰后，法國開始全面建立福利資本主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矛盾。
雖然這種制度設計的目標是建立“統一、一致、平等”的制度，但現實中不同的福利制度卻被割裂開來，適用于不同的社會群體，事實上成為各個“割裂”制度背后社會群體實現和維護自身利益的經濟工具乃至政治工具。
一方面，這種碎片化的福利制度削弱了傳統大工會的力量，降低了不同行業工人為了共同的利益形成團結機制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過度依賴通過福利制度進行財富分配反過來又扭曲了勞動力市場，產生了負向激勵。
20世紀8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思想夸大了這種負面激勵效應，將社會經濟權利稱為“福利陷阱”或“福利奶酪”。
因此，法國精英階層把法國當前債務危機的原因歸咎于福利社會負擔過重，即對窮人進行過度補貼；而“黃背心”運動參與者及其他法國中下層民眾則多將債務危機的原因歸咎于金融權力的擴張，即法國央行喪失了貨幣發行權，導致法國政府債臺高筑。
這種認識分歧的背后，是法國社會精英與民眾分化的進一步加劇——是新自由主義初次分配制度的錯，還是福利國家制度的錯？
上述問題的不同答案，正在撕裂法國社會。此刻，人民的主權在哪里？是在街頭抗議的民眾中，是在民選的政治官員和議會代表中，還是在選舉背后的各種特殊利益集團中？
或許唯一可以確定的是，法國大革命所努力實現的人民主權，至今仍是一種未完成的民主！
團結與平等：現實基礎的崩塌
從1789年到2019年的200多年里，人民主權一直是法國未能實現的革命理想和未竟的民主目標。“黃背心”運動中提出的諸多激進口號從不同角度否定了團結與平等兩項原則，也表明了這兩大原則的現實基礎正在松動和瓦解。
第一，法國的國家能力與金融資本跨國擴張之間的結構性矛盾不斷激化，社會不公和社會分化不斷加劇。20世紀70年代，包括法國在內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陷入經濟停滯時期，資本從這些國家市場獲得的回報率和盈利能力持續低迷。其結果是：
一方面，法國金融資本規模和實力的迅速增長以及壟斷企業的形成，削弱了國家的地位，確立了市場作為人民共同福利的創造者的地位。
另一方面，為應對發達國家消費萎縮造成的資本收益率下降，跨國資本推動經濟全球化，將制造業轉移到勞動力更加廉價的發展中國家，并不斷在全球范圍內擴張普遍壟斷。
隨著經濟全球化浪潮不斷擴大，法國深陷產業空心化、貧富分化的困境；跨國資本特別是金融資本掙脫了包括法國政府在內的多國政府的監管，甚至“有權力讓國際體系中的每一個成員都遵守自己的‘法律’（商業規則）”。
跨國資本力量對國家能力的這種制約，導致了主權國家權力追求與金融資本跨國擴張之間的結構性矛盾加劇。
中下層民眾對國家保護或援助的訴求由于“民主中產”而不斷擴大，而國家能力卻因生產環節的離岸外包和資本權力的擴張而不斷萎縮；而且，在精英政治掌控下的國家政策制定越來越多地采取“減貧減富”的“劫貧濟富”方式。
當法國公民將政策制定視為一個對不同的人適用不同規則的過程時，不平等感就變得尤為強烈，這種不平等感將法國社會分成了兩部分：一部分人因共同的憤怒而團結在一起，感到自己受到了剝奪和不公平的待遇；而另一部分人則因共同的利益而團結在一起，他們日益富裕。
這促使前者基于法國社會根深蒂固的反叛傳統走上街頭，成為“黃背心”運動的一員。“黃背心”運動與法國現有的政黨、議會、工會等沒有直接聯系，證明它是一場針對后者的全國性抗議運動，它正在將日益失衡的勞資關系、不斷惡化的社會分裂以及被長期隱藏的階級話語再次推上政治舞臺。
法國民主口號
其次，法國代議制民主和傳統左右翼政黨政治遭遇信任危機，精英政治與大眾民主、政治體制與街頭政治的矛盾激化，有可能引發法國憲政危機。
基于法國共和傳統，人民主權原則被視為現代政治秩序和代議制民主的必備組織原則，但在實際操作中，這一原則卻不斷被弱化：經濟全球化的擴大、歐洲一體化進程的加快、法律作用的強化、非民選監管機構權力的擴大、憲法委員會作用的更加積極……
上述發展和變化正在共同破壞人民主權原則以及與之相聯系的實現共同意志和普遍利益的既定目標和方法。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法國民眾對左右兩派傳統政黨均表示失望，自稱“不左不右”的政治新人馬克龍打破了法蘭西第五共和國數十年來左右建制黨派輪流執政的傳統，贏得了2017年法國總統大選。
如果說馬克龍的當選是法國精英政治利用“超越左右”的民意訴求和大眾民主機制在精英之間展開競爭的結果，那么“黃背心”運動則表明精英政治利用了民意，但并沒有真正解決民意背后的矛盾和訴求。
“黃背心”運動對法國現政權和整個執政結構進行了全面質疑，明確指出了代議制民主和其他制度權力的虛偽性，但他們試圖用以解決問題的政治手段尚未超越代議制民主的范疇，缺乏通過現有或其他革命性政治手段實現訴求的明確方向和路線圖。
但這一運動的持續發展有可能引發法國新一輪的憲政危機，建立怎樣的“法蘭西第六共和國”正成為法國社會各界熱議的話題之一。
法國追求統一與平等的現實基礎正在瓦解，但1789年的革命理想仍然引導法國人民繼續革命，法國人民的人民主權夢想仍然是未完成的民主……革命勝利的曙光似乎仍然遙不可及。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不妨借用托克維爾的一句話：“我們長期尋找的那片堅實的土地是否真的存在，還是我們的命運注定是要永遠與大海搏斗？”
闡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