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 年 12 月 4 日，首批特赦蔣介石集團戰爭罪犯大會在北京舉行
更新時間：2024-05-27 22:36:55作者：佚名
1956年4月25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十大關系》的報告，詳細闡述了對戰犯實行寬大政策。
會議決定尋找適當時機分批釋放這些戰犯。
1959年12月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派工作人員在北京德勝門外功德林戰犯管理所召開“第一次蔣介石集團戰犯特赦會議”。
等所有人到齊后，審判長開始宣讀第一批特赦名單，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陳長杰、楊伯濤等10名戰犯被特赦。
有人歡喜有人愁，未被特赦的戰犯們心情大多不好。國民黨重慶綏靖公署第二科原科長徐元舉甚至高聲喊道：“我哪點不如他們？為什么沒被特赦？”
“西南的紅人，罪孽深重”
徐元舉1914年生于湖北大冶縣，黃埔軍校第七期畢業，1932年加入特務組織國民黨四行是指，1935年任“班禪護送辦公室”少校參謀，受戴笠命令在西藏從事情報活動。
1937年班禪圓寂，許元舉返回重慶，任軍委西昌司令部中校團長。1943年調任重慶西南總督署，任少將司長。
同年，有人舉報，四川省防空司令部囤積大量棉花，意圖囤積戰略物資進行炒賣。
國民黨情報部門把這份密報遞交給徐元舉，徐元舉大罵：“防空司令部是國民黨軍事機構，怎么敢無視法律，我一定要查個水落石出。”
此后幾天，徐元舉每次來大隊部上班，都會說要查清此案，但卻沒有任何行動。
原來，徐元舉早就知道，四川防空司令員是四川抗綏辦事處主任鄧錫侯，副司令員是川軍高級將領陳立，別說徐元舉一個小小的人家不敢得罪他們，就是蔣委員長也要給他們點面子。
徐元舉之所以會說出如此狠話，其實原因很簡單，一來可以表示對蔣主席的忠誠，二來可以讓那些不知道內情的下屬認為他是個硬漢，以便以后更好地開展工作。
抗日戰爭全面勝利后，軍情局派人到處接收日偽軍留下的物資，此時徐元舉任軍情局北方區長（少將）。
1946年4月，蔣介石撕毀《雙十協議》，國民黨發動全面內戰，不得人心，西南地區學生、工人、群眾發動一系列游行示威，讓蔣介石心里很不舒服。
他命令毛人鳳（戴笠飛機失事身亡）調派得力人員前去鎮壓，而心狠手辣的徐元舉則被調往重慶，表面上是西南總督署第二科科長，暗中卻從事間諜工作。
在許元舉的親自監督下，國民黨爪牙瘋狂鎮壓學生工人運動，并策劃毀掉中共重慶地下市委機關報《前進日報》，中共地下黨員130余人被捕，其中大部分被殺害。
由于“戰功卓著”，許元舉被授予國民黨四等云暉獎章，并被任命為調查統計局西南特別區局長。
著名紅色烈士江竹云（江姐）在重慶被囚禁時，徐元舉多次親自審問她。
起初他認為姜竹云只是一個女人，沒必要這樣折磨她，他嘗試用言語去勸說她，并從她身上套取中共的情報。
但事實是，蔣竹韻寧死不屈。盡管她遭到反動派的非人折磨，但她沒有泄露任何黨內機密。（徐元舉是著名小說《紅巖》中徐鵬飛的真實原型，沈醉是顏醉）
1949年，徐元舉已成為“國民黨軍政界的半壁江山和西南的名人”，連時任調查統計局局長的毛人鳳都稱他為兄弟，對他十分敬佩。
蔣介石、蔣經國逃往臺灣前，毛人鳳將調查統計局重慶、康定站移交給了徐元舉。
1949年9月至11月，許元舉主持策劃了重慶一系列屠殺，死于其手下的中共黨員和革命愛國人士累計不下五百人。
其中有楊虎城將軍和他的秘書宋起云的家人，還有剛出生就被關進監獄的“小蘿卜頭”宋振中。
1949年12月，許元舉在云南昆明被盧漢起義部隊俘虜，后作為戰犯押回重慶白公館。
刻苦改造，死于獄中
在重慶白公館被關押期間，許元舉深知自己的雙手沾滿了共產黨人的鮮血，逃脫不了死亡，所以拒絕承認自己的罪行。
每次審訊時，許元舉都只透露一些擠牙膏之類的無關緊要的信息貝語網校，并拒絕接受改造。
一次，陳賡將軍到重慶出差，他從賀龍元帥那里聽說重慶有一個戰犯管理所，里面關押著一批國民黨高級軍政人員，其中有好幾位是黃埔畢業生。
陳賡是黃埔軍校第一期的畢業生，對此很感興趣，就想去看看，并親自會見了同是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生的曾擴慶、宋希濂、鐘斌等人，還自掏腰包為這些同學請了飯。
陳賡除了回憶往事外，還特別談到希望戰犯為祖國統一作出貢獻。
宋希濂等人回到管理所之后，情緒十分激動，將這些事情告訴了獄友，這讓徐遠舉起了胡思亂想，甚至拒絕接受管理所發放的生活用品。
在西南公安部一處處長段大明的勸說下，徐元舉終于明白了黨中央和毛主席對戰犯定下的規矩：除罪孽極其深重、不肯接受改造的外，一律不得亂殺；更不允許體罰，多做思想工作。
這一解釋讓戰犯們松了一口氣。
軍管人員漸漸了解了徐遠舉的脾氣，審訊時也更加注意方法和手段，徐遠舉也慢慢開始配合，提供了一些軍管會的內幕信息。
1956年初，按照公安部“對重要戰犯集中關押”的要求，徐元舉、王令吉、曾擴慶、沈最等人成為第一批被送往北京功德林戰犯管理所服刑的戰犯。
到了功德林后，許元舉心胸開闊了許多，在改革中追求進步，積極辦墻報，每次發表公開演講，許元舉都帶頭懺悔改造自己，是一個積極向上的人。
后來監獄組織犯人寫國民黨的歷史資料，徐元舉沒有絲毫的顧慮，他知道什么就寫什么，從不回避自己的問題。
1959年9月16日下午，徐元舉正在看報紙，突然發現黨中央在慶祝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周年之際，決定對一批悔改歸來的戰犯實行特赦。
徐遠舉像瘋了一樣回到宿舍，和同學們分享這個好消息（原文來自沈醉回憶錄）。
然而，新中國第一批特赦戰犯的名單上，并沒有出現徐元舉的名字，他突然脾氣暴躁地大喊：“我進監獄后，干得很賣力，流了很多汗，還寫過材料，我哪一點不如宋希濂、杜聿明呢？”
后來，在別人的勸說下，許元舉調整心態，審視自己的缺點，爭取進入第二、三批特赦名單。
然而徐元舉的希望破滅了，“十年浩劫”爆發后國民黨四行是指，對囚禁戰犯的特赦被叫停，這讓徐元舉感到絕望。
反革命分子為了打倒一批老干部，到處逼迫人們寫假材料，徐元舉寧愿挨罵，甚至挨打，也不愿寫自己想寫的東西。
1973年冬，徐元舉因勞動表現不盡如人意，受到管理部門的批評，情緒激動，脾氣暴躁，大吵大鬧。
這天晚上，因為心情不好睡不著，徐遠舉洗了個冷水澡，本來血壓就高的他，剛走出浴室就暈了過去，頭重重的撞在了地板上。
徐遠舉雖然經醫生全力搶救，但最終還是因腦血管破裂死亡，死后至今無人認領其骨灰。
直到1992年，他的妻子和兩個女兒才把他的骨灰領走。她們是否安葬至今仍不得而知。
按理說，徐元舉積極接受改革，寫下了大量材料，對自己犯下的錯誤也從不避諱，為何還沒能獲得特赦呢？
事實上，徐元舉這個想法，完全是死路一條。
功德林數百名戰犯中，大部分都虛心接受改造，寫材料時毫不避諱。有輕重緩急，特赦戰犯是大事，必須分批、按有關規定進行。
如果將這些戰犯一次性全部釋放到社會，必將給民眾帶來巨大的震撼，給老百姓帶來沉重的心理負擔。
早在1956年，周恩來總理就對釋放戰犯提出了許多具體安排，其中一條就是：釋放戰犯，一個關鍵點，就是影響臺灣。要循序漸進，先釋放少數，看效果好不好。釋放也要循序漸進，不能操之過急。
毛主席經過反復考慮，決定釋放戰犯的時機：立即釋放。時機尚未成熟，為什么一下子就把這些惡人給釋放了，老百姓還不清楚，等國家過得好一點了，再釋放。
而且釋放戰犯是有順序的，像宋希濂、杜聿明這種影響大、在軍中服役時間長的戰犯，可以提前釋放。
文強、周養浩等原特務組織??成員（不肯接受改造的），被放在釋放批次的后面。
畢竟這些特務不但抓捕了大批共產黨員，還殺害了不少無辜民眾，他們這么快就被釋放出獄，老百姓根本無法接受。
盡管徐元舉認真接受改造，在被關押期間沒有犯下任何錯誤，但他仍然必須考慮到人民的感受。
參考：
[1]李成,陸陽.大間諜徐元舉的后半生[J].鄉鎮論壇,2010(3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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