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思三部曲”是鄉村風土人情描繪隨處可見
更新時間：2024-03-14 07:06:46作者：佚名
陳占民在農村出生、長大。 他與村民保持著血肉聯系，充滿鄉土情懷。 在他幾十年的創作生涯中，他始終有意識地關注和表達鄉村。 “懷舊三部曲”似乎將他在地的生活記憶便捷地外化了。 具有文學地理意義的鄉村風土人情的描寫隨處可見。 鄉村社會以村莊為基本單位，村莊之間天然存在著疏離關系。 地貌的分離，使得鄉村成為看似孤立的獨立存在。 《紅棉》中的小村莊與縣城——山王家村頭的大山之間有一個巨大的障礙。 人們想要到達縣城就必須爬山，否則就只能沿著中流河流過的方向走，然后繞道而行。 因此，這個小村莊與外界的交流很少。 這種山下一成不變的鄉村生活，逐漸導致村民形成了以一地為中心的社會關系，很少向外拓展跨距離的關系網絡，這也使得一些陋習滋生和蔓延。
與陳占民之前的許多作品類似，“鄉愁三部曲”也關注村民的物質生活史、精神文化史以及靈魂的艱難轉型。 它致力于對當地生活的視角和表達，展現了歷史滄桑中的村民。 時代影響下的悲歡離合。 與陳占民以往多部描寫鄉村的單體作品不同，《鄉愁三部曲》用111萬字的浩瀚篇幅，聚焦中國鄉村生活的百年心態。 在與邪、禮、俗的復雜矛盾關系中，吟誦出一系列與人生痛苦交織的悲歌。
一
生與死是自人類誕生以來就一直困擾著眾生的問題，并且有著無限的成長空間。 縱觀歷史，人們一直試圖以自己的方式來理解和解釋生死問題，而這個理解和解釋的過程是歷史性的。 與具有現代科學背景的人相比，清代民國偏遠鄉村的人們對生死問題的認識表現出更多的局限性。 在未開化的三河縣和桃源村，人們屈服于自然的力量之下。 洪水、疾病、貧窮和愚昧，導致許多人無法控制地死亡，一種無法控制的命運氛圍籠罩著鄉村。 小村莊里，有一個神秘人物牟老，他聲稱可以用鉛筆測試一個女人能生幾個孩子，并預測林淑珍、刁滿姑、張曼迪等女人未來的生育能力。 、“書寫小村莊的生活史”。 獨特的感動。”劉淑麗的丈夫被洪水沖走了。面對兩個丈夫無緣無故慘死的現實，劉淑麗只能哭泣，抱怨自己的悲慘生活，“我不怕天，也不怕天”。李桂枝、牟言、杏芳等人相繼上梁自殺。尤其是杏芳、李桂枝的死，與牟老的“預言”完全吻合。試圖抵抗厄運的杏芳，最終還是沒能逃脫吊梁自殺的命運。
陳占民的作品在描寫農村往事、許多鮮活的生命悄然逝去時，充滿了生命的脆弱和對亂世貧弱人民苦難的同情。 當老一輩村民的生存權被無情地剝奪時，他們的親人并沒有哭泣、失控、痛苦，只是默默地接受了村民的災難和命運。 他們是一個時代的產物。 “懷舊三部曲”延續了《沉鐘》以來的苦難與救贖主題。 在這里，陳占民著力表現貧瘠、貧困的鄉村生活，將苦難主題升華于鄉村情懷中。
“鄉愁三部曲”在書寫鄉村社會百年歷史的滄桑時，也有意識地聚焦鄉村在歷史變遷過程中的“痛”，在印記中展現傳統鄉村生活方式的轉變和變遷。時代的車輪留下的。 鄉村生活中的遭遇，引發了對人性裂變的復雜思考。 在城鄉糾葛中，一些村民將鄉村視為祖先賴以生存的命脈。 他們堅守鄉村，不拋棄鄉村。 即使他們搬到了很遠的地方，他們仍然在農村謀生。 有些人決心逃離家鄉，渴望加入城市喧鬧的市民生活。 在城市化進程中，當農村封閉、自足的生活條件被悄然、毫無準備地打破時，村民的身心感受確實充滿了矛盾。 他們很難割舍已經習慣生活的家鄉，同時也被外界理想的生活模式所吸引。 他們面臨著親密關系的解體、物欲的侵蝕、陌生的生活秩序和規則的沖擊。
《殘蓮》中，三河縣的新一代村民不再堅守祖先世代延續的生活方式，紛紛與小村莊“決裂”。 新一代的男性和女性朝著不同的方向努力。 大多數女性選擇遠嫁，未婚女兒的家人也會受到披著紳士外衣的遠方男人的誘惑，下定決心跟隨男人離家出走，直至死亡。 靈兒就是這樣的。 雖然她出生在一個小村莊，長大在一個小村莊，但她對故土充滿了厭惡，決心離開這個貧窮的村莊，于是她決定遠嫁新疆。 她的想法和她父親完全不同。 作為一個小村莊的領導者，郭建邦立志要實現建設小村莊的理想。 這種對祖國的鄉愁和責任感是與生俱來的，但實現這一理想卻需要太長的時間。 小村子里的孩子們已經不能再耐心等待了，于是女兒們趁著出嫁的機會飛出了小村子，再也沒有回來。 。 《殘蓮》中，就連遠嫁回鄉的女兒“大才”也極力與小村莊保持距離，用一種莫名的優越感將農村男人貶低為癩蛤蟆。 男人們找到了另一種方法。 郭孟生在口袋里塞滿了報紙，領著妻兒行完飯禮后上車，前往縣城上班。 同方不顧辛苦堅持經營一份黑板報，拋棄了“小矮柜”，加入了兩個打工父母的女兒出生的江南家庭。 這些農村孩子對故鄉的記憶，總是與饑餓和貧困聯系在一起。 他們經歷過農村生活的苦難和艱辛，所以想盡辦法擺脫生活中的困難。 然而，農村現代化改造的道路如此漫長，許多無法忍受苦難的孩子離開了家鄉，再也沒有回來。 在這個脫離鄉村走向城市的過程中，鄉村與鄉村之間的聯系逐漸消失，鄉村似乎失去了精神。 在饑餓的時代，小村莊的人們有著難得的精神凝聚力。 面對特大洪水，各村人民表現出堅強的集體信念，眾志成城。 盡管生活條件惡劣，但當時的村民們互相體貼，攜手并進。 但這種情況在三河縣新一代村民看來是難以為繼的。
二
對于敘事小說來說，故事情節是骨架，人物是靈魂。 正如陳占民本人在《大水》后記中所說：“文學所承載的道理的闡釋責任，不是喊幾句口號，講幾個概念，而是融入到生動形象的創作中。因此，它呈現了生活本身的所有復雜性、模糊性和豐富性。” 各類人物的創作能夠更加立體、全面地反映社會發展狀況，展現鄉村社會的復雜性和豐富性。 在“懷舊三部曲”中，陳占民塑造了村莊中反差極大的“聰明傻”兩個系列人物。 “賢士”是時代的精神象征，是農村人民的脊梁。 他們極大地影響了周圍村民的行為、思想和精神走向。 另一方面，傻瓜可能會自滿、短視或無恥。 這兩個意象同時貫穿“鄉愁三部曲”農村三部曲的作家，表現了作家對村民和當地生活的肯定和批判態度。 當然，村民的“智愚”并沒有明顯的區別，“看似聰明，實則愚昧”和“愚中自智”的情況也不容忽視。 《紅棉樹》中的牟先生通古今，卻是悲觀宿命論的信徒，這使他徘徊在智者與愚者之間。 他埋頭于一堆古籍中，自學數字，希望將自己的壽命掌握在自己手中。 積累的數值經驗形成的數值觀對他來說形成了有限的世界觀。 他精研《易經》，堅持用古代經驗應對當今挑戰。 當桃源村遭遇大暴雨、野馬河傾盆大雨時，牟先生一直想從《水經注》中尋求治理野馬河的歷史經驗。 根植于他思想深處的古老思想，最終只是一股逆流，注定會被時代的浪潮中不屈不撓的野馬河所碾碎。
鄉村并不是一個完全堅固的世界。 即使到了封建末期，它仍然具有一定的流動性。 在時代變遷的大潮中，許多人紛紛背井離鄉，悠然回鄉當拓荒者。 他們從外地學到的新東西潛移默化地改造和重塑了小村民的精神大廈。 在這種不斷的雙向互動中，過去與現在、新與舊、外與內的對抗，在一定程度上演變成智與愚的矛盾。
“懷舊三部曲”延續了《神鐘》以來對鄉村現代性的反思、探索和追求。 在一個封閉、愚昧的社會環境中，村里的個體作為光明會，試圖對過去進行革命，但他們常常陷入力不從心、孤立無助的境地。 《大水》中的王兆平是桃源村的新一代拓荒者。 他學一門手藝不是為了賺錢，而是為了實現桃園村人人都戴假牙的理想。 除了安裝假牙的理想之外，他還有很多更先進的想法和理念，比如他在野馬河發洪水時提出的治河策略，以及在學校被洪水淹沒后主動在學校安裝半筐的倡議。成功構建。 桃源村引進榆樹皮品種改良糧食的新嘗試。 他提出的所有建議都很有前瞻性，但當時都遭到拒絕和嘲笑，所以他只能獨自跋涉。 與王兆平相似，牟言也是桃園村的文化先鋒。 作為一名文化建設者，他深知文化在農村精神文明建設中的重要性，立志帶領桃源村新一代追趕現代文明。 他吹笛子，籌集資金種植蓖麻子建造圖書館，并試圖在村里掀起講故事的熱潮。 然而，一時的熱情消散后，他的一切努力都化為泡影。 不管付出什么代價，他在小村莊掀起的波瀾依然伴隨著他。 在孤獨的戰斗中陷入了沉默。 “他一生沒有離開過桃源村，卻奇跡般地與時俱進。” 他失敗的原因其實是他像他的父親一樣，重復著鄉村啟蒙的任務而不被理解，悲慘地成為了另一個牟先生。
三
三河縣小村莊百年巨變的歷史，也是村民的物質生活史、精神文化史，展現了鄉村社會的艱難轉型過程。 在物質生活方面，“鄉愁三部曲”聚焦于古老的三河縣。 從衣食無著的饑餓歲月到改革開放后物質生活日益豐富，“懷舊三部曲”字里行間反映了村民的物質生活。 生活水平發生巨大變化。 《紅棉》中，從春秋時期到金兵占領、日軍入侵和解放戰爭，三河縣并不是戰略要地，受戰爭影響相對較小，百姓的生活村民的處境一直比較穩定。 新中國成立后，小村莊的人們逐漸不再需要日夜為溫飽而煩惱。 需要去山王臍山偷松柴的日子已經不再有，沒有東西吃需要采集繭來充饑的日子也不再有了。 走了。 改革開放后，村里家家戶戶都靠自己的勞動解決了溫飽問題。 傍晚關門的東村供銷社，逐漸被開門營業的超市所取代。 縣城新建的建筑啟發了劉根改造自己的房子，后來起到了帶頭作用。 隨著小村建房的潮流，村民們都住上了好房子。 華媽媽給小縣城帶來了澡堂洗澡的新風尚，并制作了制服、褲子，掀起了小村服裝領域的重大革新。 物質生活的變遷不僅構成了“鄉愁三部曲”鄉村生活敘事的背景，也是三河縣百年鄉村生活變遷的清晰體現。
隨著生活的基本物質需求得到滿足，小村里人們的精神心理也日益綻放。 《大水》中，饑餓時代悄然退去后，村民們的審美情趣和男女觀念發生了變化：原本反對戴假牙的男人都戴上了假牙，村里也開始設立教育機構。 ——創辦農業高中，發展農業技術。 桃源村的人們認識到了與外界溝通的重要性，做生意的人也越來越多。 精神文化的新變化，在桃源村新一代年輕人的生活中播下了新的種子。 他們的人生軌跡注定與老一輩桃園村民有很大不同。
《紅棉樹》中，小村里的村民們也在不斷探索，加深對新事物的認識：劉萬堂一行人進城洗澡，思考村里通宵燈火的原因。城市。 小村里人們的疑惑和困惑在新文明的啟迪下逐漸清晰起來：一開始，小村里的人們對縣城知之甚少。 是來自縣城的華太太帶來了服裝的變革，服裝潮流引發了服裝文化的創新。 原本用來宣傳計劃生育的科普書《陳毓秀的無痛分娩法》，變成了小鄉村孩子的性啟蒙書。 分娩之謎在科學畫冊中被解開。 這本科學書籍引發了一個關于生命起源的漫長而神秘的故事。 幽思。
再者，小村莊的精神文明啟蒙過程是在城鄉一體化中展開的。 面對時代的動蕩變遷，村民們打開了了解外部世界的大門。 他們在迷茫、困惑、反抗、依戀等復雜情緒中，與以城市為代表的現代文明對抗、融入、交融。 《紅棉》一書中的“紅棉”一詞具有獨特的象征意義。 棉樹的艱難嫁接過程，象征著城鄉融合的艱難過程。
《紅棉》中的“打山河專業隊”，類似于多年前小村莊里的“民工修水庫”。 他們都來自不同的村莊農村三部曲的作家，都住在老鄉家里，小便隨意，吃飯大碗。 但爬到豬圈墻上看她們撒尿的，不再是那些被王兆平罵的寒春那一代的小女孩，而是道德要求放寬的新一代女孩。 在城鎮化進程中，城鄉差距造成的新老村民思想代溝如此巨大，特定情況下的融合之路注定異常艱難。 《紅棉》中的小村莊源源不斷地向城市供應磚瓦，卻沒有人思考當鄉村的土地被掏空后該怎么辦。 城市里的化工廠都搬到了農村，散發著各種刺鼻的氣味，他們似乎并不關心農村環境的污染。 桃園村和小村子代人艱難地走出了野馬河，王兆平出去學藝，牟宗勝出去關東，杜玲玲更進一步，跨越大西洋到達美國。 新一代村民陸續向縣城遷移。 誰來建設鄉村？ 陳占民冷靜地鋪陳鄉村的變化時，流露出一種對過去鄉村生活美好氣質的懷念和追憶，隱隱透露出對??鄉村文明的憂慮。
“懷舊三部曲”對歷史生活情境的渲染和描述，賦予小說史詩般的滄桑感。 作品立足鄉村百年變遷，把握不同時期的時代歷史特征，將村民的生活活動置于流動、具體、真實的歷史背景中。 比如《大水》中的“血淚鴛鴦樓”，并不是歌頌纏綿忠貞的愛情，而是批判了革命時代大潮中地主強奸樓上丫鬟的罪惡。 《大水》中，含春拒絕接受弟弟繼志送她的小木盒，因為她害怕沾染“小資”味道，“不行，小兄弟，我不能用，這個太特別了。” “二十跨政策”“計劃生育”“GDP”等具有時代特征的名詞也出現在不同時期村民的日常談話中。在“懷舊三部曲”中，歷史變遷和社會變革滲透在日常生活中。鄉村生活敘事，和諧相處，實現宏觀與微觀的銜接，大寫國家的政治，小寫村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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