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今天：吳鉤新軍的第一塊骨牌被湖北新軍推倒
更新時間：2023-01-25 10:03:32作者：佚名
辛亥革命104周年：為什么武昌起義能夠一舉成功？
吳鉤
公元1911年，為清宣統三年，論干支為辛亥。這一年八月十九（公歷10月10日），武昌城的一伙新軍倉促起事，放了幾槍，居然一舉成功，占領武昌全城，湖廣總督瑞澂棄城而逃，起義軍推舉黎元洪為都督，成立鄂軍都督府。自此，清帝國土崩瓦解的第一塊骨牌被湖北新軍推倒，短短一個月內，湖南、陜西、山西、四川、江蘇、浙江等14省相繼宣告獨立。到了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頒下《清帝退位詔書》，帝制結束，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建立。
武昌革命的勝利出乎人意料，連革命黨人都感到意外。要知道，比武昌革命激烈百倍的洪楊之亂，都未能擊垮清政府的統治。清廷在剿滅太平天國政權之后，反而迎來了回光返照的“同治中興”。不過，早在同治中興之期，卻有一個人預見了清廷的潰敗。這個人是趙烈文，中興名臣曾國藩的幕僚。
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晚（1867年7月21日），趙烈文與曾國藩進行了一次交談。曾國藩對京城“明火執仗之案時出，市肆乞丐成群”的末世亂象憂心忡忡，趙烈文說，“天下治安一統久矣，勢必馴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風氣未開，若非抽心一爛，則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異日之禍，必先根本顛仆，而后方州無主，人自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趙烈文預言：不出五十年，清政權將出現分崩離析的局面。果然讓他言中了！宣統三年清室遜位，跟趙烈文作出預言的同治六年，為四十四年。真個是“不出五十年”。
清政府之所以在辛亥年的武昌城遭遇滑鐵盧，有許多偶然因素。最大的一個因素是，這一年夏天，四川人因為清廷要收回鐵路利權，爆發了保路運動。四川總督趙爾豐誘捕了保路同志會的領袖，而保路同志會的主力軍哥老會勢力又圍困成都城，朝廷震驚，調派端方率湖北新軍入川，結果不但端方在資州被嘩變的新軍捕殺，也造成武昌空虛，給了起義新軍可乘之機，這才有了歪打正著的武昌革命。用保路運動參與者曹篤的話說：“四川保路同志會與四川保路同志軍實為吾黨辛亥革命之始，促亡滿虜，不可謂無功。”
但是，百年之后，我們回過頭來看，清廷在辛亥年的潰敗，又有其必然的道理。這個必然的道理，需要放入“官—紳—民”三角關系的框架中分析。官，當然指清政府；民，是社會基層民眾；紳，則是連結官府與社會基層的中間階層。在傳統中國，“官—紳—民”的三角關系構成了社會的框架結構，帝國也將它的社會控制機制建立在這個框架結構上，通過對“官—紳—民”關系的調節，維持社會秩序的平穩。當“官—紳—民”的關系達到均衡狀態時，社會秩序保持穩定；反過來也可以說，“官—紳—民”關系失衡，則將導致原有的社會控制失效。武昌起義、各省獨立，無非就是清政府對社會幾乎完全失控的烈性反應。
為了使接下來的分析更形象一點，我用等邊三角形來表示一個穩定社會的框架結構，見下圖：
“官—紳—民”三角的三條等邊，可以看作是三條“力臂”——分別代表官對紳的有效控制力、官對民的有效控制力與紳對民的有效控制力。等邊，并不是表示這三組控制力的矢量完成相等，而是象征它們之間的作用達成了均衡。如果三條“力臂”發生了改變（比如，官的控制力削弱了，或者紳的控制力增長了，或者民的離心傾向加強了），新的三角平衡又未能建立起來，這個等邊三角形就會發生變形（見虛線圖），我用它來表示一種失衡的、傾斜的社會結構。宣統年間，清廷治下的社會就是一個傾斜的、失衡的三角形。
從官的方面來看，歷經甲午戰敗、戊戌政變、庚子之亂之后，清廷權威江河日下，趙烈文所說的“主威素重”已不復存在了。權力者的腐敗、低能與聚斂，也導致官府越來越難以取信于民、立威于眾，反映到“官—紳—民”三角上，即官的“力臂”不斷收縮，失控的民變此起彼伏，有學者統計，清末最后十年，全國爆發民變一千多起，民變的年發生率是清中期的數百倍。
當局在清末最后十年倉促推出的新政，本意是為了緩解清王朝的統治危機，但實際上，新政所牽動的利益洗牌，比如從地方收回財權，從紳民手中收回路權，卻加劇了朝廷與地方實力派、立憲派的緊張關系，為日后的分崩離析埋伏下“定時炸彈”。
當國祚傳至宣統小皇帝手上時，清王朝最后一位強人——慈禧太后已逝世，接盤的攝政王已沒有慈禧那樣的威信，帝國對地方、對社會的控制力如強弩之末，當時民間流傳著一首謠諺：“不用掐，不用算，宣統不過兩年半，今年豬吃羊，明年種地不納糧”，顯示了清王朝的“氣數”（政權合法性）正在受到危險的質疑，這類暗示清廷國運已終的謠諺，又很容易誘發清政府的反對勢力“問鼎”廟堂的野心，清末，正是秘密會黨與革命黨異常活躍的年份。而革命黨、秘密會黨對清政府新軍的滲透，更是致使朝廷倚重的“槍桿子”也相信腐朽的滿清統治氣數將盡，結果武昌起義的意義，新軍不但是打響第一槍的先鋒，也是推動多個省份獨立的重要勢力。
從紳的層面來看，自帝國從太平軍叛亂中恢復元氣、開始自強運動以來，得益于近代商業的興盛，城市紳商階層迅速成長起來，他們的社會影響力也日益壯大。需要指出的是，彼時許多紳商既是商人身份，同時也通過捐輸等的途徑獲得功名，成為所謂的“紅頂商人”，這固然可以理解為紳商對于權力的依附，換個角度看，其實也顯示了官與紳之間，尚能保持休戚與共的關系。這一點，與清末士紳出現了明顯的離心傾向是大不相同的。
清末十年新政，更是為大量有實力的士紳、紳商創造了政治參與、展示影響力的機會與平臺，他們是清末立憲勢力的主體，不但通過地方的諮議局、商會等機構左右地方政局，而且一再發起“速開國會”的請愿，對朝廷的改革日程施加壓力。然而，朝廷在1911年5月份推出的所謂“皇族內閣”，讓立憲派大失所望；郵傳部大臣盛宣懷推行的鐵路國有政策，也令地方士紳、紳商非常不滿。可以說，清末士紳集團在勢力日增的同時，對朝廷的離心傾向也越來越嚴重。
在“官—紳—民”三角關系中，士紳階層聯結著社會的頂部與底層，既是官府的“權力經紀”，又扮演著“民意代言人”的角色，官恃紳力以治民，民也借紳勢以行事。士紳力量的增減消長、官紳關系的疏親趨勢，達到臨界點后，往往預示著社會的原有平衡將被打破，其結果要么是，官的“力臂”伸得更長，出現“全能政府”（在士紳力量嚴重削弱的情況下）；要么是官的“力臂”縮得更短，出現政權失控（在士紳力量高度膨脹的情況下）。
清末的情況，恰恰是后者。于是，我們看到，在辛亥年，不甘心利益被朝廷的鐵路國有政策剝奪的四川士紳（他們都是川路的股東），充任地方社會的利益代表，發起了保路運動。對清廷的統治與改革越來越喪失信心的蘇州士紳、廣州紳商，更直接策動了江蘇與廣東的獨立。在其他省的獨立過程中，也是常常可以見到地方士紳忙碌的身影。
再從民的角度來看，辛亥革命大體是一場局限于革命黨、立憲派與清廷之間的博弈武昌起義的意義，并沒有全民動員，將社會民眾也卷入其中。但是，我們應注意到，除了以海外（主要是日本）留學生為主體的革命黨人，作為社會邊緣群體的會黨勢力，也是推動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這是因為，在清末，隨著社會日趨復雜化、官方控制力日益下降，地下會黨也日漸活躍，并將他們的勢力深深滲透進清廷的新軍中。新軍之所以對清廷失去效忠的意愿，當然與革命黨與會黨的滲透有著莫大關系。
會黨也是革命黨極力爭取的反清同盟。如同盟會領袖黃興主張，“重整會黨，并告以今之倡義，為國民革命，而非古代之英雄革命。”同盟會員熊克武也認為：“四川幫會勢力強大，散布地區也廣，這是我們必須爭取的社會力量。”所以，四川保路風潮一爆發，同盟會即積極聯絡哥老會，密商反清大計。清代的秘密會黨有“反清復明”的傳統，革命黨人主張推翻帝制，建立共和，雙方的目標有交集，這就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
于是，傳統會黨與革命思潮相互交織，成了一支急于擺脫原有社會秩序約束，在社會動蕩中展示和奪取話語權的龐大社會勢力。四川保路同志軍，哥老會是主力；四川獨立，更是一場“袍哥革命”。
清廷的中央權威流失，地方實力派擁兵自重，地方士紳集團離心離德，新軍在革命黨與會黨勢力的滲透下心懷異志。博弈各方的勢力此消彼長，原來的平衡已經被打破。在“官—紳—民”三角上，我們可以發現，官（朝廷）的“力臂”縮短了，政治控制力大大下降了；紳的勢力與日俱增，“力臂”伸長，而且與朝廷漸離漸遠；民中的游民組織、秘密會黨日漸活躍化，則意味著官民關系的變量也發生變化，官對民的“力臂”趨短。也就是說，辛亥年的“官—紳—民”三角，不再是一個大體上等邊的三角形了，這個三角已經變形、傾斜、搖搖欲墜。換言之，清政府已經無法保持有效的政治控制、社會控制了。趙烈文所說的“抽心一爛，則土崩瓦解之局”，遲早到來。
從這個角度而言，等待清王朝謝幕的舞臺已經搭好，只等著機緣湊合的人來拉開序幕。1911年10月10日夜晚，倉促起事的新軍，只是有幸被歷史挑中的揭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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