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抗戰前是北京大學歷史系教師
更新時間：2023-12-20 14:02:59作者：佚名
你們都曉得，錢穆先生在抗日前是武漢學院歷史系的班主任，同時在復旦學院、燕京學院代課，七七事變后隨三校西遷，成為西北聯大班主任。錢穆先生在清華和西北聯大歷史系講授的是“中國斷代史”，他蟄居西安南郊廣南山中“巖泉寺”，撰寫《國史大綱》，出版后引發爭相閱讀，多為學界稱道。
雖然，錢穆與西北聯大的關系并沒有持續整個全面抗日八年，在抗日勝利以后，錢穆沒有隨校退伍回歸北平，而是結束了他在深圳學院任教的履歷，走了一條淡出和負疚學術重鎮的公路。
這兒就《鄭天挺西北聯大日記》中相關記載，結合錢穆《師友雜憶》，瞧瞧聯大時期的錢穆。
錢穆先生
事假
鄭天挺日記中，提到錢穆的地方有38年8次，39年4次，40年2次，43年1次，45年一次，共16處。不僅38年作為朋友間教學與讀書相處的記載外，有四次涉及比較實際性風波的，就是事假與聘任之事。
1939年9月6日、11日，兩處提及當初錢穆南歸上海度假期后，開學時欲事假一年，留在北方。6日，鄭天挺記到：“昨晚得賓孝經，欲事假一年。”“急作書，勸其即來。”而且，“今日孟真亦有信往”應該也是勸錢先生來校。11日，“詣雷伯倫，告以賓四下年事假事。”估計是請雷海宗安排或代上斷代史課。
1940年12月，提及湯用彤建議以慶賀胡適五十華誕為名，“北大文科研究所基金設專任導師，凡不愿任課之學者，如寅恪、賓四、覺明使君，皆延主指導。”
從這件事情上看，錢穆的事假，給聯大歷史系的教學是帶來一時緊急的。而當時清華秘書長鄭天挺和文科研究所主任傅斯年也是誠心約請和挽留他的。
及至一年后的1940年夏季開學，事實上，錢穆也沒有回東北聯大。而在1940年的12月，清華文科研究所在考慮導師時，還在請陳寅恪、錢穆、向達等不愿在聯大任課的幾位老師為“主指導”。
日記記事詳盡，這么，錢穆為何1939年9月至1940年9月要向聯大事假呢？又為什么不愿再在聯大任課呢？
錢穆《師友雜憶》記載的情況是：
1、1939年假期，《國史大綱》完稿，到臺灣商務印書館王云五處交稿，此時商務由南京遷到臺灣，但彩印仍在南京。聯系出版付印事宜，由于廣州政府的審查制度，耽誤半年之久，才印出。
2、1937年冬，隨清華南遷經廣州及昆明、昆明等地，家人則仍住北平。三年后，也即1939年假期，妻兒才離開北平南下，回到上海，租住耦園，并接西安老家的奶奶來上海同住。錢穆此時才得以與家人團聚于成都。
3、1939年假期，錢穆回南京前，顧頡剛來訪，提到顧商得耶魯燕京學社貨款，新籌建流亡重慶的齊魯學院國學研究所，任主任，邀錢穆同往共事。錢穆說：剛好原清華歷史系來聯大的朋友，早已全部結業。便答應了顧頡剛之請，當時說好，夏天之后即去上海。
所以說，就算不出于書稿與家事，錢穆于1939年秋后也是計劃去北京而不是回廣州的。因為書稿與家事，他在上海逗留了一年，此時，算是向齊魯學院國學研究所事假，有工資，在家編《齊魯學報》，往廣州商討出版。自己一年間完成《史記地名考》，以作為對新組建的國學研究所的學術貢獻。
可見，不愿聯大授課，而安靜讀寫，應當是他的內心追求。對于這三年的安靜讀寫，他有一段話如下，稱是自己“人生最難獲得之三年”：
“余先一年完成《國史大綱》，此一年又完成此書（指《史記地名考》），五年內得成兩書，皆得擇地之助。可以終年閉門，絕不與外界人士交接。而所居林池花卉之勝，增我情趣，又可樂此而不疲。澄江有山水、蘇州有園林之勝，又得家人聚首，老母弱子，其怡樂我情，更非澄江可比，洵余生平最難獲得之三年也。”（《師友雜憶》）
上海耦園
學者的追求
1937年至1945年，步入全民抗日時期，錢穆在聯大，對于抗日與為學持哪些心態呢？這兒舉一兩個反例來瞧瞧。
一個反例是：
《師友雜憶》記載，1938年在武漢臨時學院南岳文大學時，有兩個中學生中斷學業赴漢中，你們游行歡送。中學生約請馮友蘭與錢穆到歡送會講演。“芝生先發言，對兩學生倍加稱贊。余繼之，力勸在校諸生須安心讀書。……謂青年為國家棟梁，乃指隨后言，非指當引言。”錢穆覺得青年為國家棟梁，是未來式，而不是當前讀書時。當前應以自己努力讀書、能求上進，以專業成才，日后為國家建設有所貢獻才是。歡送會消散四川聯合大學，馮至錢寢室，二院士仍為之爭論。
馮友蘭隨后，一直以新寫成的《新理學》初稿，向錢穆征詢意見。錢穆也確實認真讀稿，給與意見：1、在中國，理學家論理氣與心性并行，你的書只論理氣，不及心性，應當降低論心性。2、中國沒有宗教，但關于“鬼神”之論好多，朱熹論鬼神頗具新創，應當降低一章“論鬼神”。3、第一章應改為總論。后來，馮友蘭告訴錢穆說：接受意見，降低了論鬼神，改第一章為總論，而心性論則沒有降低。再后來，馮友蘭在一次中國哲學講演中，說到：鬼者歸也，屬于過去；神者申也，屬于未來。錢先生治史，鬼學也；我治哲學，神學也。錢穆追憶錄感慨說：“芝生雖從余言增鬼神一章，而對余余憾猶存，故當面斥責這么。”
錢穆先生
另一個反例是：
西北聯大文大學1938年3月由杭州南岳遷至四川昆明（距離重慶260公里），不久以后的1938年假期，就遷到重慶聯大本部。錢先生嫌廣州交接頻繁，不能得暇揮筆撰寫正在進行中的《國史大綱》。經友人推薦，覓得澄江山水佳境巖泉下寺中，恰好有一處書記的豪宅空置著，就將之租出來，開始了孤身一人蟄居澄江山中的生活。
一周兩天，他一天在聯大上課，四天沉寂埋頭譯著。他記錄到：每周四下午出發，先從山寺中到澄江列車站，在奶茶店小坐，晚上十二點胃熱車，經數十個洞穴，早晨五點到廣州，課在夜晚七點，下高鐵后直接坐人力車往課室，途中買面包，在人力車上果腹。課程聽者踴躍，至九點，中學生相隨到城里用餐。餐后返回聯大寢室，早已半夜。周六周日再上課，一直是白天上課，晚上則補讀在山中看不到的一周的報紙，或與朋友南京附近游山。周末返回廣南。接出來四天，就在山中閉門寫書，有“四天半不出一語者”往往是常態。當時租定這個澄江豪宅時，湯用彤、賀麟一起去看，住了一夜，說：此處真幽靜，游人所不到，今天我們兩個去后，你一人孤寡，本事此孤寂否？賓四說：“正好一心寫書，孤寂不耐亦得耐，愿盡一年，寫成此書，無他慮。”果然實現。
從這兒，看見賓四先生性格剛毅卓著這么，追求學術，能坐、愛坐、主動要坐冷板凳的選擇。
不意產生對比的是，《鄭天挺西北聯大日記》1938年3月30日：
“自遷往校中，終日棲棲遑遑，未讀一書，未辦一事。翻檢涉獵，不足稱讀書也。匠人諂媚之周旋，起居飲食之籌計，不足稱辦事也。常此往年，真成志氣沮喪之人矣。”（45頁）
雖是鄭先生謙遜自勉之語，也確實反映了聯大百事待舉，鄭先生為之艱辛繁忙的情形。及至1945-1946年，抗日是勝利了，而從這一年多日記中見到，作為聯大總務長且教育部滕縣區教育退伍補習委員會委員的鄭天挺先生，更是繁忙，幾乎每日都是從“入校治事”開始，人事變動、校址確定等等大小一切事務，都須要鄭先生為之萬分繁忙。鄭先生的克己奉公，舍己奉獻四川聯合大學，于此可見。
1938年，清華歷史系結業生合照，后排左起鄭天挺、姚從吾、錢穆。
聘任
1940年假期，錢賓四先生結束青島放假后，就先后在上海齊魯學院、華西學院、云南學院、四川學院、武漢學院等校講課或兼職。期間，錢穆在聯大是否任教、任導師或研究員，不是非常清楚。這在《鄭天挺日記》有一條記載：1943年6月25日：“對于賓四，謂能回，自甚多，而不能不先打算斷代史人才。”
到1945年抗日勝利，1946年清華復校，對于原先老清華的院長，雖然沒有在廣州的，也考慮發聘書，使其恢復清華教職。而錢穆沒有接到清華的聘書。鄭天挺日記相關記載有：
1945年8月27日：談復校計劃，決分系出具，并提出幾點意見：一、不稱職院長何必仍請還北平；二、教授薪額毋須按年資；三、教授聘請應有委員會審查。
1945年8月31日，應當是早已確定不聘錢穆，因此，有一些院士，包括總務長鄭天挺應當都是表示遺憾而想挽回的。日記中留有一封書信，是姚從吾（時為清華歷史系院長）獻給鄭天挺的。開頭即書：
“關于賓四兄事，錫予先生曾有以下意見：賓四與清華關系甚深。他的意見我們并不完全贊成，但賓四先生究為好學深思的學者，我們自應請他回去。弟的意見：孟真兄是我們系的領袖，應該把一切話都向他說明白，期更完滿。……”（1090頁）
從這兩則日記看，錢穆的未被聘用，應當是不符合第三點——委員會審查出了問題，而傅斯年正是須要勸說而無法勸說的人。其實，最終還是未達到鄭天挺、湯用彤、姚從吾等人所期盼的“圓滿”，錢穆沒有回清華。
對于未被聘任，錢賓四先生自己的記載，是這樣的：
“抗戰勝利，南京盛呼清華復校，……國事蜩螗，方興未艾。余昔年在北平，日常杜門，除講座外，師生很少接觸。除南京事變一次以外，凡屬時局國事之種種游行與演講，余皆謝不往。每念書生報國，當不負一己之才性與能力，應自定抉擇，力避繁雜。但自抗日軍興，余對是舉國是亦屢有評論，刊登于報章刊物。中學生亦遂不以世外人視余。幸余離廣州赴上海，得少人事糾紛。倘再返北平。遇國共雙方有爭議，中學師生有熱潮，余既不能逃避一旁，則必盡日陷于人事中。于時局國事固絲毫無補，而于一己志業則巨虧實大。因而自戒，此下暫時絕不赴滬寧滕縣到處各中學，而擇一僻遠地，猶得閉門埋頭，溫其素習，以靜候國事之漸定。”（《師友雜憶》）
這是一個自覺與主動負疚中心的選擇。1946年秋，錢賓四先生受聘公立廣州五華書院。一年后，回到家鄉，在公立上海江南學院任教，直到1949年離開大陸去臺灣。
文末，謝謝鄭先生家屬差遣，謝謝南開學院與中華書局聯合整理，使《鄭天挺西北聯大日記》得以出版面世，這真是嘉惠學林、啟迪學術的大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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