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自由教育：陳克艱老師的譯作，帶來深刻啟發與思考
更新時間：2024-07-28 20:57:50作者：佚名
本文選自施特勞斯論文集《古今自由主義》，由陳克儉教授譯。陳克儉教授治學嚴謹，著述不輟，堪稱年輕人的楷模。他不僅數學好authoritative是什么意思，對國學也有很深的造詣，哲學見解頗為獨到，治學廣博細致。相信他翻譯的《什么是自由教育》能帶給我們深刻的啟發和思考。
第258卷
通識經典
什么是通識教育？
譯者注：《自由教育是什么？》和《自由教育與責任》兩篇文章收錄在施特勞斯自己編撰的論文集《古今自由主義》中，是前兩篇文章。《古今自由主義》有馬志娟的中譯本，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譯得很差，讀不下去。這兩篇文章也有易星、肖健的中譯本，收錄在華夏出版社出版的《古典傳統與自由教育》一書中，比馬譯本好，但仍有許多意思沒有傳達出來，更別提錯誤了。我沒有時間寫批評，但我認為批評翻譯的要點只有兩點：糾正錯誤和改進不好的翻譯；如果能以“糾正”或/和“改進”的方式重譯，那么批評的責任就盡到了。希望有志同道合的人來討論，糾正和改進我的翻譯。
自由教育是文化教育，或面向文化的教育。自由教育的最終產物是培養有文化的人。“文化”（cultura）的本義是農業：耕種土地及其產物，按照自然本性精心改良土壤。“文化”的延伸意義，也是當今的主要意義，是培養心智，按照自然本性照顧和改善心智的自然能力。正如土地需要耕種者一樣，心智也需要老師。但農民很容易找到，老師卻不像農民那么容易找到。老師本身也是學生，必須是學生。然而，遞歸不能是無限的：最終必須有不再是學生的老師。那些不再是學生的老師是偉大的思想家，為了避免在如此重要的事情上出現任何歧義，必須說是最偉大的思想家。這樣的人極其罕見。我們不太可能在任何課堂上遇到他們中的任何一個。我們不太可能在任何地方遇到他們中的任何一個。 如果你有生之年能遇到其中一位，那你就太幸運了。從實際可行性上講，無論學生水平如何，想要接近不再是學生的老師，接近那些偉大的思想家，唯一的途徑就是通過那些偉大的著作。因此，通識教育就在于用心學習那些偉大的思想家留下的偉大著作。這種學習是讓經驗豐富的學生幫助經驗較少的學生，包括初學者。
如果我們考慮我剛才提到的方法，這項任務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容易。它需要冗長的注釋。許多人已經或將要花費一生的時間來寫這樣的注釋。或者說，偉大的著作應該“非常仔細”地研究是什么意思？我在這里只提出一個難題，這對你們每個人都是顯而易見的：在最重要的問題上，最偉大的思想家們并不都對我們說同樣的話；如果他們聚在一起，他們肯定會意見不一，甚至彼此之間也不一樣。無論這里可能得出什么結論，肯定有一個結論是隱含的：通識教育不能是簡單的教學。我提出另一個難題。“通識教育是文化教育。”在什么文化中？我們的答案是：西方傳統意義上的文化。但西方文化只是眾多文化中的一種。如果我們局限于西方文化authoritative是什么意思，我們不是就把通識教育定為一種狹隘主義嗎？狹隘主義不是與自由主義、通識教育的慷慨和開放相矛盾嗎？ 看來，我們對于通識教育的觀念并不適合這個時代，因為這個時代理所當然地認為，沒有純粹的人類思想文化，只有各種各樣的文化。顯然，文化（允許復數）與文化（單數形式，只能用單數）不是一回事。文化不再是人們所說的絕對文化，而是相對文化。要說清楚復數文化的含義并不容易。這種模糊性導致的結果之一是，人們暗示，任何人類群體的任何共同行為模式都是文化，無論這種文化是合法的還是非法的。因此，我們談論“郊區文化”或“青年團伙文化”，無論它是非法的還是合法的。換句話說，任何不住在精神病院的人都是“有文化的人”。人們甚至可以問：為什么不能有精神病院文化？ 將“文化”的當前用法與其原意進行比較，幾乎就像在花園里種滿空沙丁魚罐頭、空威士忌酒瓶和各種舊報紙。在這一點上，我們發現自己迷失了方向。讓我們重新開始問另一個問題：通識教育在此時此刻意味著什么？
圖為：列奧·施特勞斯
自由教育是一種讀寫能力，是一種通過寫作進行的教育。沒有必要進一步要求讀寫能力；每個選民都知道，現代民主離不開讀寫能力。要理解這種必要性，我們必須思考現代民主。什么是現代民主？有人說，民主是一種離不開美德的制度，一種所有或大多數成年人都是有美德的制度；由于美德似乎需要智慧，民主是一種所有或大多數成年人既有美德又有智慧的制度，或一個所有或大多數成年人的理性都高度發達的社會，或理性社會。民主這個詞的意思是貴族制，它擴展到普遍的貴族制。然而，在現代民主出現之前，人們已經產生了懷疑：上述理解的民主是否可能？民主的兩位最偉大的理論家之一寫道：“如果人民是由神組成的，他們也許能夠民主地統治自己。但如此完美的政府不配人類。” 這平靜而微弱的聲音，如今已如雷霆般轟鳴，震耳欲聾。
有一門偉大的科學叫做政治學，我本人就是成千上萬聲稱教授這門科學的人之一。可以說，它只有一個主題：將民主的原始概念或民主理想與民主的實際情況進行比較，僅此而已。根據一種極端的觀點，這種觀點已經主導了政治學界，民主理想完全是一種幻想，唯一重要的是各種民主國家的行為和人民的行為。現代民主似乎是群眾的統治，但事實上群眾不能統治，而只能被精英統治，也就是被那些無論出于什么原因處于頂層或幸運地爬到頂層的人統治。民主順利運作所需的群眾最重要的美德之一就是對選舉漠不關心，也就是缺乏公共精神；只讀體育新聞和喜劇小品的公民不是“社會精英”，而是現代民主的精英。
因此，民主不是大眾統治，而是大眾文化。大眾文化是一種只需非常平庸的能力就能玩轉的文化，不需要任何智力或道德努力，而且成本非常低廉。但即使是大眾文化，確切地說是大眾文化，也需要不斷提供所謂的“新思想”，即所謂的“創新思想”的產物：如果流行音樂不偶爾變得陌生和新穎，市場就會失去吸引力。但民主，即使它只是被視為軟大眾文化的保護殼，從長遠來看，也需要完全不同的品質：奉獻、專注、廣度和深度的品質。因此網校頭條，很容易理解自由教育在此時此地意味著什么。自由教育是大眾文化的解毒劑，是其腐蝕作用的解毒劑，它抵消了大眾文化固有的傾向，即只產生“沒有靈魂的專家和沒有心的享樂主義者”。自由教育是我們從大眾民主爬向真正民主的階梯。 自由教育是民主大眾社會建立貴族紳士政治的必要努力。自由教育提醒那些愿意傾聽的大眾民主成員不要忘記人的偉大和高貴。
也許有人會說，這種自由教育的概念僅僅是政治性的，因為它教條地假定了現代民主的美好。難道我們不能背棄現代社會嗎？難道我們不能回歸自然，回到前文字時代的部落生活嗎？這些印刷品堆積成山，真是一片宏偉的樹木墳墓！難道我們還沒有被它壓迫、厭惡和貶低到足夠程度嗎？僅僅說這只是浪漫主義，說我們今天已經無法回歸自然還不夠：難道子孫后代在人為洪水之后，就不得不生活在沒有文字的部落中嗎？我們對熱核戰爭的想法不會受到這種前景的影響嗎？大眾文化的厭惡使得回歸自然的愿望可以理解，但自然界的導游也是大眾文化的一部分。在最好的情況下，一個沒有文字的社會是一個由從古代流傳下來的習俗統治的社會，這些習俗可以追溯到最初的創始人、神、神的后代或神的學生。 由于這樣的社會沒有文字，后繼者無法與最初的創立者直接聯系，無法知道父輩或祖父輩是否背離或背叛了最初的創立者的意圖，或者是否以人為的增刪破壞了神圣的教義。因此，沒有文字的社會無法始終如一地遵循其第一原則：最古老的才是最好的。只有當創立者將文字流傳下來時，創立者才有可能直接與遠方的后裔對話。可見，想要回到沒有文字的原始狀態是自相矛盾的。
我們不能沒有書，但人生苦短，除了最偉大的書籍，我們還能靠什么生存呢？在這方面，就像在其他一些方面一樣，如果我們能選擇一位最偉大的思想家作為榜樣，那將是一件好事，他憑借常識，恰好是我們與最偉大的思想家之間的調解人。蘇格拉底沒有寫過書，但他讀了很多書。讓我引用蘇格拉底的一段話，這段話以古人的高貴樸素和低調的偉大，幾乎說完了我們當前的話題：“就像別人為一匹好馬、一只好狗或一只好鳥而高興一樣，我為許多好朋友而高興。……過去的智者留下的寶藏都寫在他們的書中。我和我的朋友們以多種方式討論和探索。當我們發現好東西時，我們很快就把它們挑出來。這樣，我們總是互相收獲和學習。”寫下這段話的人評論道：“當我聽到這句話時，我覺得蘇格拉底是幸運的，他正在引導聽眾走上一個完美紳士的道路。” 這段記載之所以缺失，是因為它沒有提到蘇格拉底對前賢書中那些他自己都不知道好壞的東西的態度。從另一段記載中，我們知道，有一次歐里庇得斯給了蘇格拉底一本赫拉克利特的作品，然后問他對這部作品的看法。蘇格拉底說：“我所理解的東西是偉大而高尚的；我不理解的東西，我相信也是真實的；但是要理解那部作品，確實需要一種特殊的潛能。”
“自由教育是一種追求完美君子之道、追求人類卓越的教育。自由教育提醒人們關心人類的卓越和人類的偉大。自由教育以什么方式、借助什么來提醒我們關心人類的偉大？我們無法完全解釋自由教育是什么。我們聽過柏拉圖的建議：最高意義上的教育是哲學。哲學是對智慧的追求，或者對最重要的、最先進的或最有意義的事物的知識的追求；他提出，這種知識就是美德和幸福。但智慧不是人們容易接近的，所以美德和幸福總是難以實現的。拋開這一點不談，哲學家不僅僅是智慧，也是哲學。人，只有哲學家，才是真正的王者；他是人類心靈所能擁有的所有最高卓越的擁有者。由此我們必須得出結論，我們不能成為哲學家，我們不能擁有最高形式的教育。 不要被我們經常遇到的自稱是哲學家的人所欺騙。這些人使用了一種寬泛的表達方式，這是為了方便起見。他們可能只是想說他們是哲學系的成員。認為哲學系的成員是哲學家就像認為藝術系的成員是藝術家一樣荒謬。我們不能成為哲學家，但我們可以熱愛哲學；我們可以嘗試哲學思考。這種哲學思考的原始和主要方式是傾聽偉大哲學家的對話，或者更普遍、更謹慎地說，傾聽最偉大思想家的對話，從而閱讀偉大的書籍。我們應該傾聽的最偉大思想家絕不限于西方。我們無法傾聽印度和中國最偉大的思想家，原因很不幸：我們不懂他們的語言，我們無法學習所有語言。
圖為柏拉圖的對話錄
重申一下：通識教育就是聆聽最偉大思想家的對話。然而，我們在這里面臨著巨大的困難：對話不能沒有我們的幫助而發生；事實上，我們必須使之發生；最偉大的思想家們自言自語。我們必須把他們的自言自語變成對話，把他們的“并肩而立”變成“一起”。最偉大的思想家們甚至在寫對話時也自言自語。我們讀過柏拉圖的對話，我們發現最高思想家之間從來沒有對話：柏拉圖的所有對話都是在上級和下級之間進行的。柏拉圖顯然認為，寫出兩位最高思想家之間的對話是不可能的。那么，我們必須做一些即使是最偉大的思想家也無法做到的事情。讓我們面對這個困難吧，這個困難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譴責通識教育似乎是荒謬的。最偉大的思想家們在最重要的事情上經常互相矛盾，他們敦促我們評判他們各自的自言自語。我們不能簡單地相信他們中的任何一個人說的話。 另一方面，我們不能不注意到，我們缺乏判斷能力。
這種狀況被某種輕率的錯覺所蒙蔽。我們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相信，我們的觀點比最偉大的頭腦的觀點更高尚、更優越，這要么是因為我們的觀點是我們這個時代的觀點，這個時代比最偉大的頭腦的時代晚，可以假定比他們的時代更優越；要么是因為我們相信，每個最偉大的頭腦只是從他自己的角度來看是正確的，而不是像他聲稱的那樣直接正確：我們知道，不可能存在直接正確的實質性觀點，只有直接正確的形式觀點；這種觀點基于這樣的見解：每個有意義的觀點都與特定的觀點有關，或者所有有意義的觀點都是相互排斥的，因此沒有一個觀點是直接正確的。一般來說，這種輕率的錯覺使我們對自己的真實情況視而不見：我們比過去最聰明的人更聰明，或者可以比過去最聰明的人更聰明。 在幻想的驅使下，我們扮演著舞臺經理或馴獸師的角色，而不是專心致志、真誠的傾聽者。但我們仍然必須面對令人畏懼的境況，這是由我們必須超越專心致志、真誠的傾聽者而充當法官而造成的，但我們實際上沒有能力成為法官。在我看來，這種情況的根源在于，我們已經失去了所有我們可以依賴的簡單權威傳統，那些可以給我們權威指導的準則，因為我們的直接老師和老師的老師相信簡單理性社會的可能性。每個人都必須憑借自己的力量找到自己的路，無論他多么軟弱無能。
在整個情況下，除了內心的東西，沒有什么可以安慰我們。我們知道，哲學是道德的，它與當老師是對立的，它只是內在的老師。除非我們時不時地理解一些重要的東西，否則我們無法理解；而這種理解行為可以伴隨著對理解的自覺意識，通過對理解的理解，通過知識noeseos，這是一種如此高尚、如此高尚、如此純粹的體驗，以至于亞里士多德會說只有他的上帝才配得上這種體驗。這種體驗與我們最初理解的東西是愉快的還是不愉快的、美麗的還是丑陋的無關。它讓我們認識到，只要有理解，所有的邪惡在某種意義上都是必要的。它給了我們力量，讓我們接受降臨到我們身上的所有邪惡，并以上帝之城好公民的精神讓我們心碎。通過認識到心靈的尊嚴，我們認識到了人類尊嚴的基礎，從而也認識到了世界的善良，無論我們認為它是被創造的還是固有的，世界都是人類的家園，因為它是人類心靈的家園。
自由教育包括與最偉大的思想家不斷交流，是最高形式的節制（更不用說人性）的訓練。它也是勇氣的訓練：它要求徹底擺脫知識分子及其敵人喧鬧、浮躁、輕率和毫無價值的名利場。它要求有勇氣決定公認的意見只是意見，或者大多數普通意見與最極端的意見一樣可能錯誤，與最奇怪或最不受歡迎的意見一樣可能錯誤。自由教育是一種擺脫庸俗的教育。希臘人有一個巧妙的詞來形容“庸俗”：他們稱之為 apeirokalia，即缺乏對美好事物的體驗。自由教育為我們提供了對美好事物的體驗。
圖為陳克儉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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