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時間：2024-09-07 08:37:12作者：佚名
——《黃河文化的話語方式與內涵探索學術報告（二）》札記
為深入挖掘黃河文化內涵，講好新時代的黃河故事，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胡英澤教授發起并組織了黃河文化話語與內涵挖掘系列學術報告會。此次學術盛會匯聚了一批來自歷史、地理、生態、考古、民俗、旅游等領域的知名專家學者，力圖從多種學科、多種視角、多種方法呈現黃河文化的豐富內涵，推動黃河文化話語與價值體系建設。據悉，2022年6月10日，“黃河文化話語與內涵挖掘學術報告會（上）”在線上成功舉辦，取得了良好效果。
6月26日，“黃河文化話語方式與內涵探索學術報告會（二）”在線上舉行，來自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南京大學、復旦大學、中山大學、浙江大學、蘭州大學、云南大學、首都師范大學、廈門大學、福建師范大學、蘇州大學、內蒙古大學、河南大學、山西師范大學、太原師范學院等高校的百余名參會者參加。
探究黃河文化，需要對黃河沿岸居民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有深入的了解，尤其需要兼顧文獻之外的歷史遺跡、圖像和口述，重視現場田野調查，在特定的時間域內分析黃河文化。黃河沿岸保存著豐富的民間信仰，是黃河流域比較普遍的文化現象，是黃河居民認識世界、理解世界的一種方式。山西大學文學院段有文教授以《民間信仰譜系的生成與演化邏輯——以黃河流域晉陜豫河神與雨神信仰為中心》為題，從民俗學的視角展現了晉陜豫地區河神與雨神信仰的生成過程和當代價值。段有文教授從譜系、起源的角度探究民間信仰的“源頭”，追溯民間信仰生成、演變的線性過程，關注民間內隱的心理認知。首先，民間信仰的生成基礎來自于人類的生存處境，從事物的生產、物種的繁衍出發山西大學歷史學院，產生了對自然神、社會神、生育神的崇拜。其次，民間信仰的產生與生態環境息息相關，山陜豫地區民間信仰中，河神、雨神信仰最為典型。但不同河段所崇拜的河神并不相同，黃河上游主要信仰白龍、黑龍，中游主要崇拜河伯、大禹，河南下游主要崇拜金龍四大天王，黃河與大運河交匯處則崇拜河神黃大王。第三，晉陜豫民間信仰與神靈的個人化、世俗化過程是其融入民眾生活的重要途徑。神靈世俗化的一個重要途徑是“與神交朋友”，這是晉陜豫農耕文化區水資源匱乏的象征性表達，將原有的地緣關系變成擬親屬關系，增強村落與地域間的合作，成為更大的社會信仰共同體，是社區歷史文化延續的內在生命力。最后貝語網校，段有文教授指出，民間信仰兼具傳承與實踐功能，在社會現代化過程中為解決“現代性”帶來的中國問題貢獻了本土經驗，為鄉村振興提供了本土文化資源。民間信仰根植于黃河兩岸農耕文化的深厚土壤，適應物質生產和人類繁衍兩大生存需要，在當前黃河文化譜系構建中具有重要意義。
黃河是一條自然之河、資源之河，黃河兒女在黃河流域繁衍生息，不斷改進生產技術，開展生產貿易活動，創造了輝煌的黃河商業文明。山西大學特聘教授孟偉以《晉商文化與黃河文化的歷時性和共時性當代價值轉換》為題，提出了從晉商文化中挖掘黃河文化的方法及其現實意義，晉商文化應成為黃河國家文化公園的重要組成部分。講座伊始，孟偉教授首先提出，研究黃河文化的話語和價值體系，應從最基本的黃河敘事出發，關注自然、物質的“河”，具體從黃河母體出發，進而關注黃河沿岸的文化現象。目前對黃河文化的研究主要從歷史地理和地域敘事的角度展開，而黃河文化的內部外延包羅萬象，包括神話、宗教儀式、山水符號等各種物質和非物質文化，以及具有經濟屬性的國家戰略，是我國民族精神的重要發源地。黃河文化的價值體系應呈現以人為本的理念，以民族崛起為敘事框架，建構國家符號，囊括中國經濟結構的形成，即符號化、政治化、經濟化、藝術化。其次，晉商是東方民族的經濟強國，足跡遍布全球。晉商文化最重要的特征是“合伙人制”，晉商的合伙人制是人力資本與貨幣資本的結合，儒家文化的合伙人制則體現了“和合互助”。晉商文化發源于黃河流域，晉商在全國多個省市都留下了足跡。晉商文化發源于南宋時期的平陽澤魯地區山西大學歷史學院，移民和商業輻射是文化傳播的動力。晉商文化與黃河文化內涵不同，但一脈相承、高度兼容。未來對黃河文化話語與內涵的挖掘，需要我們進行整體考量。
科技文化是黃河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蘭州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研究員張敬平認為，科技是社會與自然的紐帶，是治水之本，是文化發展的前提。他在《黃河上游及河西走廊水利體系中的洞子渠——吐魯番坎兒井技術淵源論》中指出，技術的選擇與文化背景息息相關。河西走廊作為黃河文化的重要延伸，是與外地交流、傳遞產品、技術、宗教等的重要橋梁。二者不僅在方言、民俗、社會組織、民族成分等方面關系密切，而且有著密切的水利紐帶。黃河上游及河西走廊的洞子渠建立于明初至清中葉，主要分布在黃河、石羊河、黑河、洮萊河流域。區域東西長600余公里，江河引水工程基本特點是以長、大隧洞為主，以垂直導洞、水平導洞為主，工程目的在于服務城市供水系統、灌溉深谷兩岸農田、協助軍事防御。洞子渠具有獨特的技術工藝特點，可以解決長隧選線高程控制、多頭開挖精準對接、礫石地層失穩、洪水沖刷后快速維護、洪水泄洪與充足供水之間的矛盾等諸多難題，并通過極高的“即時人力投入”、人口大聚集、技術家族傳承、爭奪“上游”等方式發揮社會塑造作用。目前，新疆坎兒井技術傳承鏈的起源、出現時間、傳播路線、驅動機制等問題尚存疑問，而吐魯番坎兒井“單線、無襯砌”的技術特點，比區域外的坎兒井更接近洞子渠。洞子渠也成為吐魯番坎兒井的技術中轉站，兩者之間存在著明確的傳輸驅動機制。基于此，張敬平研究員提出了“中國坎兒井技術區”的概念，該區包括黃河上游、河西走廊和新疆東部的干旱地區，是廣泛分布的以引水洞為特征的水利技術體系。這不僅是波斯坎兒井與中原明渠技術融合之后的特殊水利區，也是古代東西方水利技術融合的重要區域。
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是中國多民族融合、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的重要場所，因此，黃河在游牧民族的歷史演變中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云南大學歷史與檔案學院副教授田密的講座題目為《從“單于領地”到“稻谷河”——清代以來黃河前陶平原的民族、水利與社會》。從黃河上游重要支流大黑河的自然條件出發，指出清代以來大黑河流域的發展過程呈現出水權秩序建構與蒙古旗社會轉型的關系。隨著土地開墾的加快，戶籍地、村長地、山里舊旗地、公主府地等多種土地類型逐漸形成，并在這些土地上出現了大量的定居聚落。戶籍地主要分布在上下水磨、二道河、頭道河、陶卜齊、蘇木琴等村。公主府地主要分布在太平莊、辛莊子、黑沙土、梅岱爾四個村。村頭地主要分布在“東三圈”和“西十圈”內。山里舊旗地區主要包括山岱、傈僳、招上、安民四個村。隨著農田開墾和水利建設，在共同地理空間大黑河流域，圍繞大黑河上、中、下等不同河段的水權，村落間水權糾紛不斷。在此過程中，當地社會自發形成了以“村落”為中心的用水秩序，通過制定用水辦法、建立用水規章制度等方式，保障沿岸村落正常的生產生活用水。建國后，國家制定了《土默特旗大黑河、小黑河水渠用水試行條例》，規定了各季節用水起止日期，并根據自然條件、水量、水源位置、渠道分布等，按日分段、分渠分水。以往灌溉渠用水規章制度全部廢除，借助國家力量的整合和新用水條例的制定，流域內許多村落的用水秩序得以維持。田蜜副教授通過梳理大黑河流域用水秩序發現，基于不同的水權關系，形成了村-村聯盟、段-村、段-渠等多種組合形式，在此過程中，水權秩序實現了由分散到統一的轉變。這為我們探究和認識邊疆地區的黃河水文化提供了很好的案例。
本次黃河文化話語與內涵探索學術報告，兼顧黃河上中游、中原與邊疆、物質文化與非物質文化，文獻研究與田野調查并重，重視黃河文化的歷史沿革與當代價值，為系統探究黃河文化內涵、服務國家重大戰略做出了有益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