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時間：2025-01-25 15:53:04作者：佚名
近日，我因公拜訪楊先生，再次被他謙虛的態度和嚴謹的精神所感動。事情是這樣的：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何濂、李銳合著的《金融論》，現在要再版了。自第一版發布以來，已經過去了 78 年。這一時期，社會發生了變化，學術上也出現了斷層。所以想請楊老師寫一篇介紹性的文章，給以后的同學們一些啟發。 1936年，楊敬年考入何濂創辦的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入學后，他聽過李銳先生講授《金融》，所以請他寫這篇簡介是恰當的。不過，編輯是個年輕人。他覺得楊先生高高在上，不敢上門，就讓我代他聯系。說實話，我只是想替楊先生拒絕，并不是因為楊先生的門檻高，而是因為他年紀太大了，我怕給他帶來負擔。但受了別人的委托我也不能敷衍了事，于是就來到了楊家。打招呼后，解釋你的意圖。楊先生提出了兩個計劃：一是他和王浩教授為去年湖南一家出版社出版的這本書寫了序言，看看是否可以使用；第二，現在他視力不好，寫不了文章，但可以請他的學生關永強博士代筆一篇介紹。楊先生連電話本都沒看，就當場給了我關永強的11位手機號碼。我說稍后會和商業編輯討論一下，聽聽他們的意見。我一回到家，就接到了楊先生的電話。他說，最好使用第二種方案，因為一篇文章不能用在兩個地方。存在版權和可信度問題。我不禁被楊老師的專業精神、嚴謹的態度和驚人的記憶力所感動。
我是在20世紀60年代初認識楊先生的。當時，他是一名默默無聞但受控制的右翼分子，在政治經濟系資料室工作。當時，因為認同楊獻真的“二進一”，我被踢下臺，到哲學系資料室當資料員。這兩間資料室位于主樓三樓，一間在東，一間在西。因為卸任前我一直在政經系任教，所以我經常去系里的資料室看書。下臺后，他拒絕再被留下。他“不需要舉起鞭子，靠自己努力”。他油印了一份《學術動態》，并就一些不懂的英文資料向楊先生請教。房間必須安靜）他向我解釋直到我明白為止。這種事只發生過兩三次。我不敢再請教，見面也沒有打招呼。因為到了那個時候，兩個有問題的人接觸太多，就會給自己和對方帶來麻煩。但從那時起我就知道了這位牛津醫生的知識淵博和謙遜，我從心底里欽佩他。
二
楊錦年，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10月17日出生于湖南省湘陰縣的一個貧苦農民家庭。他出生一個月后，因父親外出謀生，杳無音訊，母子倆陷入困境，母親便帶著他去和爺爺李真一起生活。李珍，湖南、浙江學者。 “自古就有十儒九丐。”李珍是一位窮書生，靠辦書館、教書為生。楊敬年從4歲起就隨祖父上私立學校。他10歲時，母親為了減輕祖父的負擔，改嫁離家。從此，楊敬年就沒有了父親，也沒有了母親。他繼續跟隨祖父讀書，到13歲時，他已經能背誦全部四書五經。爺爺對他說：“你受過良好的教育，可以在鄉村教書謀生，但還不如去城里學校戴帽子。”就這樣，他得到了叔叔楊志高的支持，前往岳陽讀高中。我的叔公是一個貧苦農民，只有很少的生活費。聽說岳陽縣高等教育小學沒有多少錢，他就借錢支持侄孫讀書，并讓兒子將孫侄送到岳陽。到了岳陽后，住不起旅館，就在熟人家的牛棚里過夜。第二天我參加了入學考試，被錄取了，轉入高中二年級。 1923年冬，楊晶高中畢業。此時，楊敬已經15歲了，但他已經學習了11年。
1924年春，考入湖南省第一師范大學。為什么要報考師范學校？因為師范學校提供食物和用品，而且每個學生都發了校服，對于貧困的楊敬年來說，這是他想要繼續接受高等教育的唯一選擇。在任何社會中，窮人都沒有多少選擇。出身貧寒的楊敬年，在教育和就業方面的選擇就更少了。他只能選擇一所免費的學校。后來的情況也是如此。在甲級讀了一個學期后，他的婚姻就由叔祖父主持。他的妻子叫李云蘭，比他大兩歲，是一位私塾老師的女兒。他們結婚時，楊敬年穿著一件破舊的棉袍。二姨見狀，趕緊買布給他做了一件黑斗篷，以貼補他的貧困。第二天，新娘修補了新郎的破爛衣服。婚后一年，兒子出生，他不得不請假去鄉下寺廟的小學教書，賺錢養家。
1927年春，北伐軍到達長沙，黃埔軍校在長沙設立第三分校招收學生。此時的楊敬年已經是十九歲的青年了。受到蓬勃革命氣勢的感染，他決定從軍，推翻軍閥，于是考入黃埔軍校第三分校步兵系。 。他入伍3個月，接受了嚴格的軍事訓練。期間，他看到汪精衛陪同第三國際的人來學校講課。共產國際的人為什么要來黃埔軍校講課？因為當時國共兩黨合作，黃埔軍校里也有共產黨和共青團，而且都是對外開放的。楊敬年是一個傾向共產黨的窮人。他申請加入共青團，但未獲批準。但他決心不改變。直到57年后，79歲的他，南開大學黨組織才批準他入黨申請，成為中國共產黨黨員。他說：“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這是以后要講的事情。
楊敬年決定參軍，但他推翻軍閥的野心卻因“馬日事件”而破滅。 1927年5月21日，駐長沙的國民黨反動軍官徐克祥背叛革命，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工農。三個支部的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全部撤離軍校。楊敬年也想走，隊長卻說：“你不是共產黨，別走。”但他痛恨國民黨軍隊對工農的屠殺，也以“請半小時假”的名義離開了軍校。離開軍校后，他跟隨同學、共青團員程航回到家鄉湘鄉縣。他戴了幾天紅袖章，開了幾天農民大會。隨著“海事事件”波及農村，農會被解散，白色恐怖籠罩著他，他在同學家里住了兩個月。消息傳出后，他帶著妻兒到湖南各地尋求親友介紹，在小學教書或代課，以維持生計。因為我以追求美食為生，所以沒有在任何地方久留。我沒有固定的住處，食物也沒有保障。我就這樣流浪了好幾年。此時的楊靖年痛苦地感覺到自己的身世正在漸行漸遠，于是他給自己取名楊飄蓬。只有他的妻子知道，這也是她死后一直喊的名字。
這樣的徘徊并不是長久之計。 1932年，楊敬年來到當時的首都南京，考入中央政治大學行政系。為什么要上這所學校？因為這所學校不僅提供吃住，每年夏天還發放兩套黃卡其色校服，冬天發放一套棉質校服，放學時發放毛料校服和毛呢大衣。對于可憐的楊敬年來說，這簡直就是一場夢。入學時他已經24歲了，第一次衣食無憂。中央政治大學是培養國民黨干部的學校，蔣介石擔任校長。有一次，蔣介石來學校點名。其他同學都很興奮，但楊敬年卻視而不見，因為他覺得蔣介石的形象不好，太做作楊先生怎么寫的英文，還不如黃埔三分院校長石最流的形象。
楊敬年1936年畢業于政治大學，按照培養目標，畢業后要到地方做官，但楊敬年想繼續深造，于是報考了南開經濟學院研究生。大學。為什么報考南開經濟研究院？由于當時南開經濟研究院師資力量雄厚，這里的老師中有赫濂、方先廷、李銳、張春明、陳緒經、王贛榆等著名學者。他們均來自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威斯康星州、伊利諾伊州等世界知名大學。博士生而且，南開經濟研究院還獲得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資助，對中國物價指數和農村地區進行研究，其研究成果得到了全國乃至世界的認可和引用。楊敬年于1936年秋入學，是該所第二屆研究生。同一個班有7位同學。入學后，楊敬年就沉浸在南開精神之中。他感到自由、輕松，不像政治大學完全軍事化、壓抑個性。楊敬年這才體會到大學的滋味。南開大學規模不大，但能在中國大學中屹立不倒，是因為全校師生員工都能認真踐行“公正、精干、日新月異”的校訓。
入學后，研究生們邀請張伯苓校長到燈影樓吃飯，校長問了大家的名字。吃完晚飯，我送校長下樓。校長說道：“讓客人到樓梯上去，不要下樓，這是規矩。” 14年后，天津解放，張校長回到天津。楊敬年和幾位校友又來到了瀛樓樓。張伯苓請他吃飯，問道：楊敬年是經濟研究所以前的研究生嗎？楊回答：是的。當時學生與校長的關系由此可見一斑。至于學生和老師的關系，可謂“非常親密”。
經濟研究所的研究生課程為期兩年，楊敬年原定于1938年夏天畢業。1937年暑假回到湖南老家幾天后，“七七事變”爆發了。 ”爆發，華北淪陷，學校南遷。直到1938年2月，仍沒有南開經濟研究所恢復辦學的消息。這期間，迫于生計，楊敬年以教書為生。隨后，他收到方先廷老師的電報，邀請他到貴陽中國鄉村建設協會工作。今年4月，他帶著妻子和年幼的孩子來到貴陽，做了不到一年的翻譯。此后，應南開經濟研究院張春明、何煉、李銳老師邀請，先后在行政院、農業局、財政部、三團中央等部門工作。國民政府。 1944年考取第八屆耿助學金出國留學。 1945年8月離開中國，乘海輪經印度，10月抵達英國，在牛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
牛津大學是一所世界著名大學，治學嚴謹，生活條件優越。博士生住在帶獨立浴室的宿舍，有一間臥室和一間自習室。早上，一些老年“學童”過來打招呼：先生早上好！其實就是醒悟。白天，有女校傭來打掃房間，疊被子。晚上，“小學生”又來了，說：晚安，先生！其實他的意思是他要去休息了。可憐的楊敬年第一次過上了貴族的生活。但楊敬年很清楚，英國人是用中國的錢，讓中國學生學習、過上這樣的生活。他要好好學習，回來報效祖國。經過三年的刻苦學習，楊敬年獲得了全班學生中只有一半能夠獲得的博士學位。博士論文的題目是：英國中央政府部門的職能分配。翻譯成中文：“英國中央政府各部門的權力分配”。
楊敬年獲得博士學位后立即回國，于1948年10月返回南開。此時，天津已被解放軍包圍。何煉擔任了兩個月校長，就辭職去了美國。臨走時，他給楊靖年留了一些錢，說道：“你還年輕，要保重身體。”楊敬年決定留在天津迎接解放。
三
1949年1月天津解放后，市軍管會任命楊敬年為南開大學董事會成員、天津市財經委員會委員。同年9月，負責組建財務系并擔任系主任。他深知自己是舊社會來的人，思想作風不適應新社會，于是自覺地進行思想改造，上夜大學習馬列主義，自學俄語，加入九三。支持共產黨的社會。他是一個積極向共產黨靠攏的人。知識分子。照這樣下去，楊敬年所學的知識將會大有用處，他的工作和生活也會順利，這對他個人和國家都有很大的好處。但歷史沒有如果，只有事實。
1957年，楊敬年被劃為右派，監視居住三年。被撤銷教授職稱，每月發給60元生活費。一個貧窮農民的兒子，從出生起就沒有食物吃。他身材矮小，體力薄弱。他靠苦工謀生，這不是他的強項。但他從小聰明好學，只能靠讀書教書養家糊口。后來，他憑借自己的努力楊先生怎么寫的英文，獲得了牛津大學的博士學位，并自愿回國報效祖國。 “反右”期間，他安靜如處女，沉默寡言，卻被扣上了右派的帽子。因此他感到“如晴天霹靂，不知所措”。其實，楊敬年在舊社會的經歷，只是為了生存和發展而給窮人做飯的過程。然而，被“翻天覆地大方”后，卻成了罪證。楊敬年只能老老實實接受控制和改革。
在戴著右翼標簽進行改革的同時，楊敬年翻譯出版了《蘇聯國家預算》（俄文）、《英國議會》、《美國第一花旗銀行》、《 《銀行家》，由商業、三聯等出版社出版。此外，中國加入聯合國后，他還受命翻譯聯合國文件。 1957年至1979年，楊敬年被劃為右派期間，翻譯出版俄文、英文書籍、文獻300萬余字。除1981年商業出版的《銀行家》外，其他任何書籍都不能署上楊敬年的名字。
1962年，周恩來、陳毅摘帽加冕知識分子（即摘掉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加上“屬于工人階級”的桂冠），政策稍寬松。學校要求楊敬年為政經系開設一門課程。學生教授“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基礎知識”。由于學生不了解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理解馬克思的《資本論》有困難，所以這門課程很受學生和青年教師的歡迎，其他學校的人也來參加課程。這個時候，楊敬年就可以在家備課，站在久違的講臺上講課了。他似乎嗅到了淳的消息。然而，他的感覺是錯誤的。到了1964年，傳達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的最高指示，“年年講、月月講、日日講”。于是有人問，社會主義的課堂怎么能被右派占領呢？言行公義、言行嚴格。楊敬年薇薇回到資料室，每天準時“上班”。
不用說，“文革”期間他所遭受的酷刑，除了強迫勞動和每月35元的生活費養活一家五口之外，最令楊敬年痛苦的是紅衛兵抄家。 。窮人楊敬年除了書本什么都沒有，就抄家抄書。紅衛兵動用三輛排車把他的書全部搶走。臨走時，他們喊道：“楊敬年！你把他們都剝削了！”楊敬年無法辯解。沒有書，楊敬年就什么都沒有了。楊敬年，自幼家境貧寒，即使窮的時候，他手頭還有幾本書，當做生活用品吃！現在干凈了，減少到完全赤貧了。楊敬年家境貧寒，每天含著淚水沉默不語。
災難接踵而至：1974年，68歲的妻子中風癱瘓在床；兩年后，兒子突發疾病去世。真是一棟破舊的房子，連綿的雨。老天不憐惜幽草，但遲來的愛情確實是世間常有的事。從此，楊敬年一邊努力工作，一邊照顧生病臥床的妻子。他的工作非常出色，生病的妻子也得到了精心的照顧。這樣就這樣持續了24年，直到1998年我妻子去世。妻子臨終時大聲喊道：“我要見飄鵬，我要見飄鵬！”楊先生俯身對她說：“我是飄鵬”“你不是，你是他爸爸”。年輕的飄鵬變成了白發蒼蒼的老人，垂死的妻子也死得不認識了。楊先生回憶起73年婚姻里患難與共、互相扶持的經歷，不禁從心底里感到悲傷——“我躺在空床上，聽著風聲，下雨了，誰會熬夜補衣服？”
四
1979年3月，楊敬年的右派被“糾正”。 71歲的楊敬年終于回到了人民的行列。他自己說，他“獲得了新的生命”。這位71歲的老人“獲得了新的生命”。對于普通人來說，這只是一種感覺；但對于楊先生來說，卻是充滿干勁、腳踏實地的創業精神。
改革之初，楊先生在全國高校中率先開設發展經濟學課程。這是中國迫切需要的知識。涵蓋了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建設所面臨的經濟發展理論、經濟發展資金、經濟發展戰略、經濟發展和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等內容。 。重大問題。這種知識在西方已有30多年的歷史，但由于幾十年的閉塞，在中國是得不到的，甚至是聞所未聞的。只有一直閱讀和翻譯西方書刊的楊先生比較了解。早在1979年，他就寫了《科學·技術·經濟增長》一書（1981年出版），為他入門發展經濟學做了思想準備。 1982年起，楊先生在南開大學帶頭講授西方發展經濟學。沒有課本，楊老師一邊講課，一邊編寫課本。歷時5年編寫出版了54萬字的《西部發展經濟學概論》，榮獲教育部優秀教材獎。同時編印出版了61萬字的《西部發展經濟學文獻選讀》，入選文章60篇，全部為楊先生“自譯，忠實可靠”。此外，楊先生還連續13年在經濟系教授專業英語，直至86歲退休。
退休后，楊先生用兩年時間寫了《談人性》。不知道的人可能以為他在寫人生感悟，但實際上這是他科學研究的延續，也是他領域的拓展。人性是人文社會科學永恒的主題。楊在宋儒天人合一理論的基礎上，從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倫理學等方面進一步全面論述了人性，并提出了許多學科的見解。都做出貢獻。
楊先生90歲時，出版社請他翻譯《國富論》。他覺得還有“余勇要對付，就堅決答應了”。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出版于1776年貝語網校，是英國工業革命初期的著作，距今已有200多年的歷史。當時的英國社會和英國習慣與今天有很大不同。翻譯這樣一部歷史巨著，實際上是一種再創作，需要豐富的歷史知識和深厚的語言功底。 90歲的楊先生“毅然同意”后，每天凌晨3點起床，一直翻譯到早上7點，才得到3000字的譯文。上午休息鍛煉，下午校對。就這樣工作了兩年多，我完成了這部七十四萬字的巨著。該書出版后，成為暢銷書，再版9次，總計5.7萬冊。
100歲時，楊先生又出版了另一本20萬余字的自傳體著作《我的回憶》。楊敬老70歲以后，除了講授兩門課程和指導博士生外，他還撰寫、翻譯和出版了總計約250萬字的書籍和文章，全部是他逐字逐句撰寫的。工作量之大、工作水平之高，連年輕人都無法比擬。
由于楊先生晚年做出了如此巨大的貢獻，他被英國劍橋傳記中心列入“2000年21世紀杰出知識分子”。 2004年被美國馬奎斯世界名人傳記中心列入《世界名人錄》。楊敬年的名字也因此而遠播天下。
俗話說，人老了就是寶，人的吉祥就應該是國寶。像楊先生這樣的吉祥人，其實是國家最大的瑰寶。面對國家最珍貴的寶物，我能為他做什么？以他為榜樣，我能為國家、為社會做些什么？我在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