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時間：2024-09-19 09:43:27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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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秀軍，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院教授。
當前，人類社會正經歷以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5G、區塊鏈、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為標志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國際政治經濟的發展演變也進入數字化時代。與以往的技術創新不同，數字技術的應用更加廣泛，不僅滲透到整個產業鏈，而且對政治生活的各個方面都產生了重大影響。隨著數字技術越來越多地應用于人類生產生活的各個方面，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發生深刻變化，國際政治經濟研究也面臨新的變化，催生了國際數字政治經濟研究。
1.數字技術與國際政治經濟
數字化轉型
從技術角度看，數字技術體系涵蓋范圍廣泛，包括數字資源、數字設備、數字傳輸、數字信息、數字智能等諸多領域。在過去的幾十年里，這些領域的技術探索不斷推進，產業也得到了快速發展。近年來，這些領域的技術突破進入了新的階段，成為全球技術創新的主力軍。從《麻省理工技術評論》和世界經濟論壇每年評選的“全球十大突破”來看，信息和數字領域的技術突破占比超過其他領域。在2018年至2022年發布的這兩份榜單中，數字和信息領域的占比都超過100%。直接相關的技術占比40%，與數字和信息領域相關的技術占比60%。這些新技術的突破和應用，正在加速國際政治和經濟的數字化轉型。
在國際政治層面，數字技術正在改變國家主權和國際安全的基礎和內涵。數字主權一方面給傳統意義上的國家主權帶來挑戰，但同時也極大拓展了國家主權的內涵。隨著國家的發展，數據成為越來越重要的新要素，以數據要素所有權為基礎的數字主權將國家主權延伸到了網絡空間。但與境內土地、人員、資金等傳統要素相比，數據的跨境性使得數據的流動更加便捷。根據聯合國資本發展基金（UNCDF）的報告，2017年跨境數據量是2007年的20倍，2022年數據量是2017年的4倍。同時，數據所有權的定義也發生了變化，數字主權的界定和維護更加困難，因而也更加復雜。另一方面，數字安全已成為國際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正在改變人們對國際安全的傳統認識。大規模網絡攻擊已走向國際安全博弈的前沿，無人機襲擊日益取代傳統軍事武器，廣泛應用于國家間的軍事對抗，戰爭形態也因此發生重大變化。總之，數字技術正在改變國際政治博弈的環境、內容和形式。國際政治關系也在現實與虛擬空間中縱橫交錯，呈現出更加多元、多維的互動。
在國際經濟層面，數字技術正在改變全球經濟及其治理體系的基礎和內涵。從全球數字市場來看，近年來數字經濟和數字貿易規模大幅增長，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統計，2021年全球47個主要國家數字經濟增加值為38.1萬億美元，比上年增長15.6%；占國內生產總值（GDP）比重為45.0%，其中第三產業數字經濟占工業增加值的比重為2.3%。相比較而言，發達國家數字經濟占GDP比重更高國際政治經濟學，2021年達到55.7%，比發展中國家高25.9個百分點。全球貿易增長動能不足背景下數字貿易呈現快速增長勢頭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研究部和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聯合發布的報告顯示，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的估計，2021年全球跨境數字服務貿易額達到3.86萬億美元，比上年增長14.3%，占全球服務貿易總額的63.3%。
此外，一國政治經濟也在加速數字化轉型，從而改變國際政治經濟的國內基礎，數字技術的發展與應用催生了數字（網絡）政治的發展，使得國內主體的政治參與更加便捷、政治性更強；同時，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的發展，特別是數字與產業的加速融合，深刻改變著國內經濟格局，傳統產業與數字產業的利益分化日益明顯。
2.數字領域與國際政治經濟
互動練習
數字化時代，國際政治與經濟的互動關系呈現新的變化，國際政治經濟主體之間的差異更加明顯。目前，全球約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沒有使用互聯網，而由于網絡速度慢、連通性差、不穩定、接入成本高以及缺乏使用互聯網的數字技能，很多有互聯網接入能力的人無法實現“有意義的互聯網接入”。這導致全球各個層面都出現了深刻的數字鴻溝。根據聯合國和國際電信聯盟（ITU）發布的報告顯示，全球數字鴻溝存在于國家之間、國家內部、男性與女性之間、青年與老年人之間、城市與農村之間以及使用光纖互聯網與3G互聯網之間的差異。低收入國家的互聯網普及率為22%，遠低于高收入國家的近91%；農村地區的互聯網普及率為1.3%，城鎮地區的用戶比例僅為城鎮地區的一半。這意味著，一個國家內部不同群體之間、不同國家之間在數字空間中存在巨大的權力差距，這讓某些群體和國家占據了優勢。在市場層面，數字技術日益滲透到產業鏈各個環節，并可能因此改變各國在產業鏈上的相互依存關系。過去，發達國家主要通過控制產業鏈的高端和關鍵節點，主導全球產業鏈。在這種模式下，雖然少數發達國家長期保持著全球產業鏈的主導地位，但在一些中低端領域，其他國家也會因其獨特作用而對發達國家形成制約。今天，產業數字化的發展，帶動了農業、制造業、服務業與數字技術的深度融合，形成了全球數字產業鏈。在這樣的背景下，掌握數字技術的國家可能能夠直接掌控包括原材料、初級產品在內的整個產業鏈，這將對未來的市場格局和各國之間的經濟關系產生深遠影響。
與此同時，各國政治經濟實體之間的競爭也愈加激烈，越來越注重數字技術的創新應用和數字經濟的發展，近年來，包括美歐等發達國家和中國等新興大國在內的許多國家都通過頒布了《數字創新法案》，不斷推動數字技術在全產業鏈的應用。然而，一些國家為了謀求數字技術的主導地位，竟然不惜破壞國際公認的市場原則，將數字技術競爭政治化、安全化。2022年8月，拜登簽署了《2022年芯片與科學法案》，從全球地緣政治競爭的角度看待半導體產業的發展與合作，旨在利用政府力量改變半導體產業。這將嚴重擾亂各領域的國際分工，嚴重擾亂各國企業按照基本市場規則開展的正常科技交流和經貿往來。世界主要經濟體的此類行為無疑將對全球貿易投資和產業鏈供應鏈產生重大負面影響，并最終影響人類福祉。在數字經濟發展方面，許多國家都出臺了戰略規劃和行動計劃，并成立了相關推動部門。例如，美國政府出臺了《美國數字經濟議程》，英國政府出臺了《英國數字戰略》，澳大利亞政府出臺了《數字經濟戰略2030》，中國政府也出臺了《數字經濟發展“十四五”規劃》，并成立了國家數據局。數字經濟日益成為各國實現經濟繁榮、提升經濟競爭力的重要領域，數字經濟競爭日益成為國際經濟競爭的主要內容。
此外，國際政治經濟互動的影響更加廣泛，從國家和市場兩個角度看，國際政治經濟實體之間的聯系更加緊密。由于數字技術顯著的集中化特征，數字技術的廣泛應用在中國將更加廣泛。在國際層面，這導致市場失靈、無效、無序現象更加頻繁，政府對數字技術和數字市場的監管也更加嚴格。同時，數字時代的政府與市場關系日益超越政治經濟范疇，拓展到更廣泛的社會領域，數字時代國際政治經濟體系的不確定性、不穩定性日益增強，這也是當今世界新的動蕩變革期的基本構成和影響因素。
3.數字規則與國際政治經濟
大國博弈
數字領域既是知識技術密集型領域，更是規則密集型領域，但全球層面尚未建立起較為完善的數字規則體系，由于數字領域規則赤字嚴重，主要國家在國際層面對國際數字規則制定權和發言權的競爭更加激烈。
一方面，數字規則博弈的國內路徑大大增強了國際政治經濟的聯動性。由于全球數字規則的缺失，以及達成全球規則的巨大困難，一些大國和主要權力集團越來越注重通過內部立法塑造國際規則，涉及數字技術、數字平臺監管與競爭、隱私保護、數字產業和數字貿易等各個方面，并通過內部執法迫使其他國家接受其制定的數字規則；近年來，美國以加大與數字相關的安全保護為名，歐盟加緊在電信、金融、教育、衛生等領域的立法力度，加強對電信、金融、教育、衛生等領域的保護和干預；歐盟在2018年全面實施《通用數據保護條例》后，又于2022年通過了《數字市場監管法》和《數字服務法案》等包括《數字服務一攬子計劃》（DSP）的法案，大大增加了歐盟理事會在數字領域的管轄權。各國數字立法不斷增多，導致全球數字規則日益國內化。此外，一些大國和國家集團通過內部執法將本國內部規則強加于外國實體，并通過長臂管轄不斷擴大國內立法的溢出效應。數字領域的國內立法因此構成國際數字規則競爭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被一些大國用作遏制和打壓其他國家的工具和武器。
另一方面，數字規則博弈的國際路徑深刻體現了國際政治經濟的碎片化特征。無論是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產業數字化和數字工業化的技術標準，還是數字治理和數字經濟合作的規則和機制。一方面，大國之間的博弈日益凸顯全球政治分歧和經濟分工，全球數字規則的構建仍然局限于全球小多邊、區域、雙邊等某些特定國家范圍之內。在多邊層面，世界貿易組織（WTO）推出了電子貿易，WTO是一項涵蓋所有以電子方式生產、分銷、營銷、銷售或交付的商品和服務的商業談判。截至2023年2月，有89個WTO成員正在參加這一談判；盡管參加談判的成員的貿易額占全球貿易總額的比例不大。在區域層面，美墨加協定（USMCA）、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和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是本地區最為重要的協議。中墨RCEP等自貿協定包含數字經濟貿易條款，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DEPA）則專門針對數字經濟貿易制定規則。但對于同一主題領域，這些協定的標準和程序差別很大，甚至存在一些矛盾。此外，美國還通過美歐貿易技術理事會（TTC）、印太經濟框架（IPEF）、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QUAD）等小圈子，在數字技術、網絡安全等領域加強合作，試圖主導包括數字規則在內的新國際規則。數字規則由此成為大國競爭的新版圖，勢頭強勁，在國際政治經濟體系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四、面向未來
國際數字政治經濟研究
數字技術的創新與應用推動了國際政治經濟數字化，深刻改變了國際政治經濟與國際政治的互動關系，國際數字政治經濟作為新興的研究領域，為數字時代的國際政治經濟的觀察與理解提供了新的思路。關于國際數字政治經濟的研究方向，可能存在諸多不確定因素和難以預測的因素影響對未來的判斷，但如何理解數字將是創建這一新領域的基礎。在數字技術的研究范圍中，“數字化”至少包括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將數字技術作為國際政治經濟研究的工具和方法。在數字時代，國際政治經濟研究的工具和方法應不斷拓展和更新，充分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為研究帶來新的見解。當今世界，國際政治經濟互動實踐的復雜性遠遠超出了過去人腦直接思維所能很好理解和解釋的范圍，特別是在量化研究中，大數據挖掘可以極大地彌補國際問題研究中長期存在的樣本不足的問題；人工智能也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和處理國際政治經濟研究中的復雜問題。
第二，數字技術是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和領域。數字技術可以賦能政治和經濟，演變為數字政治和數字經濟，數字技術還可以賦能政治和經濟的互動，從而大大拓展了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和領域。由于數字技術的發展，資本的形態也從商品資本、產業資本、金融資本演變為數據資本。當今世界經濟逐漸形成了勞動力、資本、技術、數據、資本的體系，構成了以經濟、環境等基本要素為基礎的新的評價標準體系，為各國政治經濟互動創造了廣闊的實踐空間。
第三，數字化思維作為國際政治經濟研究中的思維方式和理念。數字化思維是一種能夠改變甚至顛覆對世界認識的思維方式，一方面，數字化思維體現了中心化思維與扁平化思維的統一，數字化世界的特點是萬物互聯的世界擁有高度集中的控制世界的力量，同時，各個節點上的行為體又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制約著其他行為體貝語網校，使世界呈現出扁平化的特征；另一方面，數字化思維體現了創造性思維與破壞性思維的統一。從創造性角度看，數字技術大大提高了行為體行動的效率，數字化程度高的行為體更容易在國際博弈中獲得優勢；從破壞性角度看，掌握先進數字技術的行為體可以發動數字化制裁和攻擊，對其他行為體的權益造成極大損害，這是一種消極的力量，但在數字時代更加凸顯。因此國際政治經濟學，當我們用數字化思維觀察世界的時候，對國家、市場等基本要素及其關系的認知將發生深刻變化。
第四，數字作為國際政治經濟研究中的權力和利益。數字空間是國際政治經濟博弈的新前沿，其所蘊含的數據要素不同于傳統的物質要素和精神要素，是物質與精神的統一，是高度互聯的復雜要素。數字與傳統行為主體的權力和利益相融合，模糊了某些領域各行為主體的權力和利益邊界，形成了共享的權力和共同的利益。這為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提供了新的現實基礎。
總之，數字時代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既面臨現實的挑戰，也面臨創新發展的機遇，將數字內容融入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現實世界，也更符合時代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