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中破落財主西門慶的生財之道與享樂生活
更新時間：2024-07-13 08:26:28作者：佚名
在《金瓶梅》這部小說中，西門慶這個人物是最具現實主義和時代代表性的。
這是一個心理和行為都極為復雜的人，他始終游走于當時上流社會和下流社會的海洋之中，西門慶既沒有受到傳統文化觀念的束縛，也沒有擺脫傳統文化觀念的桎梏。
他身上感染了社會上流行和推崇的庸俗習氣，但也有令周圍嚴肅和不嚴肅的人都欽佩和尊敬的言行；他想讓自己的商業生涯遍布全球，使自己成為新經濟力量的核心，但又不得不依仗權力，謹慎前行。
在傳統王權的重壓之下，一個窮大富翁出身的藥材店老板，卻能兩全其美，轉禍為福，發展事業，擴大經營，成為當地的富商，過上了奢華的生活，成為縣里眾人矚目的大戶之一。可見，他有一套不錯的賺錢和享受生活的技能。
可以說，西門慶突出地體現了16世紀前后中國商品經濟發展的某些特點，反映了中國東部比較發達的小商品社會中幼稚資產階級發展壯大的某些特點。這些既反映了傳統文化的某些方面的積累，也反映了當時文化的某些方面。
西門慶卡通版
1、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商人憑借優越的經濟條件參與政治，但從王權手中得到的只是“一塊蛋糕”。
回顧中國幾千年的王權政治文化，不能說有無“法”治國的時代、人、事，但最基本、最重要的是“力”治國。
通過血緣世襲制和科舉制度進行的權力繼承和分配，使得君主在遼闊而封閉的疆域內擁有比天低一級的權力，使得數以萬計的官僚在數千個統一而又分裂的地區掌握著生殺予奪、賞罰分明的特權。
“強權統治”的本質是“人民統治”，這種專制制度對于土地遼闊、人口眾多、生產落后、精神愚昧的國家影響極大。
然而到了明代，隨著生產力的發展，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隨著城市中產階級勢力的擴大，隨著“邪”思潮對正統思想的挑戰，君主專制政權已經開始難以掩蓋一切。
權力的統治受到金錢的沖擊，金錢在社會的各個角落逐漸展現出它巨大的威力和誘惑力。雖然不能說“金錢萬能”，但用金錢可以得到一切，可以滿足一個人物質和精神上的需求，也可以讓一個人擺脫官方的定罪檔案。
這在商品經濟比較發達的城鎮和地區并不少見，特別是明代中葉，在商品經濟迅速發展的同時，國庫卻日益枯竭。
一方面，商人有條件追求奢華的物質和精神享受，但另一方面，很多官僚卻索取、收受賄賂，或為彌補微薄俸祿的不足，或縱情聲色、荒淫無度。
權力往往向金錢低頭，賣官賣爵聽起來很丟人，違背祖傳家規，但卻能迅速充實一部分國庫，為當權者的奢靡之風提供一些物質保障。
因此，公共賄賂、暗中販賣爵位已不再是偶然的丑聞，貪污腐敗、濫用職權、為利忘義的現象比比皆是。
明初洪武皇帝朱元璋嚴懲了眾多貪官污吏，并屢屢訓誡子孫下屬，但貪污問題并未徹底解決。到了明中葉，上至文人、太傅，下至縣令、小吏，貪污受賄已成風。
嘉靖、萬歷兩位長壽皇帝也只好熟視無睹，各管各的，像海瑞這樣一生熱心為政，節儉侍奉皇帝，死后連安葬費都沒有的清官，少之又少。
像李贄這樣獨立于世、被后世譽為偉大思想家的人，在出任姚安太守之前，生活十分困難，到任之后，才得以各種“例行公事”和其他“額外收入”彌補俸祿的不足。
看來，《金瓶梅》等明代小說、戲曲中經常出現的“火燒豬頭，錢辦政”的說法，不僅是一種理念，也是一種現實。
金錢突破了君主專制的壟斷，擁有金錢的公民開始擺脫“興農抑商”的傳統經濟和生活觀念，憑借優越的經濟條件與王室貴族平起平坐，并由此取得一定的政治平等或一定程度的平等，進而用金錢購買權力、參與政治。
金蓮花漫畫
西門慶是清河縣一個“窮困地主，在縣門前開藥鋪，自幼好色，善拳打腳踢，賭博、五子棋、棋牌，樣樣精通”。
這樣的人，無論從出身還是表現來看，按照中國傳統觀念來說都是無足輕重的，而且很有可能成為世家對其子女教育的反面典型。
但時代變了，這種人，因為最近發了財，在縣里掌管一些官務，行賄辦事，與官員交往，“縣令也與他來往”，甚至“最近還與東京提督楊氏結為親戚”。
經濟地位對一個人的政治地位和社會聲譽有如此大的影響，在過去是很少見的。
西門慶沒有貴族出身，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也沒有參加過科舉考試，這樣的人是社會上，尤其是官員中不被重視的，但他有錢，所以能讓很多官僚，甚至中央官員都為他服務。
武松告發西門慶害死其兄，西門慶忙于“賄賂官吏，博得官場歡心”，縣令李典便放棄了此案。
武松尋釁生事，卻不慎打了李外傳，被帶到縣衙。西門慶再次在衙門處處行賄，原本仰慕、看重武松的縣夫人一夜之間態度大變。
西門慶為了徹底除掉宋惠蓮的丈夫來望兒，曾給夏提星和何千戶送了“白米一百石”（這是明代中后期官場行賄的“用語”，即一百兩銀子，白米寓意銀子，黃米寓意金子）。結果來望兒被折磨得差點兒死掉，被押回老家，家破人亡。
后來慧蓮的父親也受了貪官污吏的凌辱和折磨，因傷病而蒙冤而死。
負責此案的右相兼軍機處處長李邦彥，面對五百兩銀子的“禮條”，心想“五百兩銀子不過是買個名分而已，何不另作區分呢？便命侍從搬來書桌，拿筆將文書上西門慶的名字改為嘉慶”，從而使西門慶擺脫了參與謀反案的罪名。
崇政殿大學士蔡京，這位“僅次于皇帝，高于一切”的宰相，對西門慶送來的禮物，毫無怨言地接受了，同時按照西門慶的意愿，釋放了鹽商，給西門慶封了官，加了官階，甚至收他為義子，其中有些恩惠坐賈是什么意思，連西門慶自己都沒想到。
以上說的都是西門慶送金銀上門的事。
崇禎版《金瓶梅》插圖
《金瓶梅》中也有不少各級官員直接或間接地向商人索要錢物的故事。
非常有趣和搞笑的是，當這些身患“嫉妒”病的官員向西門慶索要錢財和利益時，有的人貪婪卻圓滑，有的人一旦得到機會和禮物坐賈是什么意思，立刻直言不諱、激情澎湃，仿佛彼此忠貞不渝，后悔相識太晚。由此可見金錢在權力面前的威力有多么巨大，頗具諷刺意味。
新科狀元蔡義全奉命回鄉探親，途中路過西門慶家，私自索要路費。不料西門慶不僅用酒宴款待他，還送他一塊金緞、三百炷香、一百兩銀子。于是他“再三推辭”，說“只要十幾枚金幣就夠了，何必花這么多，這么慷慨呢？”其實他只是心甘情愿地默許。
后來蔡狀元被任命為鹽政，一個收入豐厚的職位，就跟著宋巡撫來到了西門慶家里。光是酒席，西門慶就花了金銀一千兩，最后除了酒席之外，還送給每人一套酒羊、綢緞、金銀酒具、盤筷等。
宋雨詩歡喜地先走了，蔡雨詩則留在了西門慶家里。他驚嘆于西門慶家里的陳設和濃郁的氣氛，心里自愧不如，更加感激西門慶安排戲子來唱歌，安排妓女來陪他睡覺。
第二天分別的時候，這位官員竟然“和西門慶握手言和，說：‘大人如此仁德，令我憂心忡忡……日后若有所進步，決不敢負君主之意。’”
宋朝御史也不好過，后來他又到西門慶家里，看見一個鍍金八仙捧壽鼎，做工精巧，便大加贊賞，對身邊的官員和西門慶說：“我門生給淮安劉年兄寫信，叫他把這個拿給蔡先生，我到現在還沒見到，不知道是司全（西門慶）從哪里弄來的？”
這個要求實在是恰當，西門慶深知老者的用意，只好無奈作罷，派了兩個排的士兵去送鼎。
很多官員也看中了西門慶的巨額財富和超級生活，紛紛用各種借口來“占”他便宜，其中之一就是請西門慶設宴款待自己的上級和賓客。
如宋御史接見欽差大臣皇太尉，安大夫歡迎九江太守蔡紹棠（蔡京第九子），宋御史又宴請侯巡撫，與王尚書、雷秉璧、安大夫等設宴慶祝浙江太守趙太守升任大理寺書記等等。
這些“主人”捐出的錢往往不足以支付酒席的費用，官僚們實際上是在向富商“勒索錢財”。
崇禎版《金瓶梅》插圖
明代各級官員的俸祿，雖然歷代都有所差異，但大體如下：
一品官員的月俸祿在九十石左右，九品官員的月俸祿只有五石左右，西門慶平日幾家店鋪加起來的收入，也就幾十兩銀子，相當于一個中級官員的月俸祿。
額外收入就更加豐厚了，動輒幾百上千兩白銀進出，不但明朝官員的俸祿低微，就連皇帝的賞賜也相當微薄。
皇帝御賜工部給蔡京的賞賜是銀子五十兩，這僅僅是西門慶給李邦彥禮金的十分之一，更是西門慶給蔡京的壽禮的一小部分。
小官的賞賜只有銀子5兩，或絹2匹（嘉靖、萬歷年間1匹絹約折合銀子7分），與西門慶給妓女或藝人的小費差不多。
這樣的話，又怎能不刺激各級官員對西門慶這樣的商人羨慕不已，并利用手中的大小權力，為西門慶這樣的商人服務呢？
因此，西門慶得以用金錢作引路，從一個“普通鄉下人”搖身一變成為“山東副千戶司馬”（五品武官），再升為“正千戶司馬”（五品武官），并成為蔡京的義子，與各級官僚稱兄道弟，平起平坐，為家族爭光。
這一切其實就體現了當時的社會現實：當權者利用公權力謀取私利，中飽私囊；富人則用自己的私錢換取公權力和政治地位，權與錢已經形成了交易。
這種交易，是封建統治者不能承認，卻不得不為，甚至熱衷于的；這種交易，也是一般商人、市民所不能指望，卻愿意、追求的。
頭戴黑帽、坐虎皮椅、光宗耀祖、出類拔萃，本該是祖傳的或“十年苦讀”得來的，如今這些既無血統，又無“鄉試”、“科舉”的商人，卻能憑借手中的金銀財寶輕而易舉地拿到，從而改變了千百年來“底層”的社會地位。
這難道不是一件意想不到卻又令人向往的事情嗎?這是16世紀前后中國社會特別是城市社會的一個非常有特色的現實，也是中國商品經濟和商人階級發展過程中一個非常有特色的文化現象。
當然，我們要看到，西門慶首先是一個商人，而且是一個“杰出”的商人。他在經商活動中，在處理商業和中央與地方官員的關系中，特別是在意外得了官之后，體會到了官員內心對金錢的渴求，以及權力對商業的好處。他開始自覺地認識到，商人最好也參與政治，以商養政，以商養商，這樣商業才能迅速發展。
是的，商業和政治的結合必然會腐化政治，但是當時的政治是君主專制政治，是已經開始腐化、注定要失敗的政治。
西門慶基于自己的個體利益，走上了商政結合的道路，客觀上給已經開始腐敗的君主制注入了腐敗的催化劑，對專制政治是一種打擊。
當然，我們也要看到，商人憑借自己的金錢，通過各種“買辦”的手段參與政治、獲取官職，終究只是來自王室統治者的“一塊蛋糕”。
中國的商品經濟與仍然占主導地位的自然經濟之間的錯綜復雜聯系貝語網校，中國小商業社會與整個傳統社會之間的相互重疊關系，中國商人思想政治與傳統文化理念、專制政治之間的交叉統一，既相互傳承又相互沖突，使得本來就擁有一定權力的商人在接觸王權政治時，顯示出先天不足、后天失衡的缺陷。
金瓶梅插圖
第二，中國是君主專制社會，商品經濟的發展必須依附在這棵朽木之上，中國資本家從一開始就表現出不能獨立發展的弱點。
中國古代城市首先是政治中心或樞紐，特別是先秦時期，都城和城市有非常鮮明的等級制、宗法制色彩，然后才成為經濟、文化的中心或樞紐。
有些鄉鎮，特別是隋唐以后的鄉鎮，雖然是出于經濟、文化方面的原因而設立的，但馬上就設立了相應的機構，并全面受國家專制政權的控制，以彰顯其政治性質和功能。
中國古代城市文化的這種與歐洲古代城市文化截然不同的特點，決定了它不僅不可能擺脫專制“強權統治”的范圍，而且也不可能“獨立”。
這樣，市民階層就變得相當復雜，元明兩代的市民中，既有因故流亡外地的農民，也有破產的地方中小地主、農民，也有小手工業者、作坊工人，還有大量的商人、貴族、官吏、文書、衙役。
其中，商人占很大比例，是新興經濟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其成員多為來自窮困潦倒、官僚、貴族、富商等家族的唯利是圖的商人，其細胞多屬傳統性質，屬于自然經濟范疇，與君主專制政權在人事、政治、意識形態等方面都有著十分復雜而密切的聯系。
與早期西方城市中以商人和逃亡農奴為主的市民相比，中國商人的自我意識還相當薄弱。當時君主制的腐敗主要表現在政治上，其傳統觀念和當時的正統思想根深蒂固，仍然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君主制也因其以家庭為基本組織的宗法制度而極其穩定。
因此，中國的商人階層雖然作為一個社會階層而存在，但他們很難形成自己經常性的集體力量，更談不上為自由和權力而斗爭，他們首先是生活在國王“權力統治”最為嚴重的城市的普通民眾。
因此，雖然15、16世紀中國的商品經濟在生產力的推動下得到了迅速發展，但由于當時的歷史條件所限，不得不依托于已顯露腐朽跡象的君主政治這棵大樹，曲折前行。
如果說，中國近代資產階級是從這個時期開始萌芽的，那么，從事商品經濟活動的資產階級，從這個時候起，一方面要掙脫這件令人窒息的襁褓，另一方面又要依靠這件襁褓才能站起來。中國資產階級缺乏必要的獨立精神，在對君主專制的反動中，有著難以克服的弱點。
當然，《金瓶梅》的作者不可能自覺地認識到他所處的時代存在如此實質性的問題，只能以自己的感受去批判社會。幸運的是，他的現實主義寫作，從文學再現的角度，為我們描述了當時中國商品經濟發展中商人階級的這一特征性表現。
戴敦邦畫的《西門慶》
《金瓶梅》以西門慶的活動為中心，在西門慶的眾多言行中，他的官場和商業活動占據著重要地位，他不僅知道市況，對官場也十分熟悉。
從太傅蔡京到縣里四府眾臣，他都認識，他交接的官員，都是權傾朝野的權貴，西門慶在官場上揮霍無度，他的主要目的，不是為了升官發財，而是為了保證生意的順利開展。
他很清楚自己的處境，雖然有不少金銀財寶，卻沒有政治地位。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政治地位和生意興隆有顯著的因果關系，要想從生意中獲取更高的利潤，就必須找靠山、結交官員，建立較高的政治基礎，這才是當時的“燒香拜佛求平安，結交官員求財”。
西門慶給蔡京送了很多禮物，甚至不惜花費金銀珠寶、少女嫁給蔡京的管家翟謙，就是為了尋找一個強大的靠山。他尋找這個強大的靠山的初衷，是為了得到情報，讓自己擺脫黨案的制裁。
沒想到，西門慶的錢財不僅讓他逃脫了懲罰，而且一夜之間就從一個“普通鄉下人”搖身一變成為五品官員，甚至成為全國聞名的蔡太傅的干兒子，他越來越感受到錢財在官場上的作用。
當他成為千戶官員后，從商為官帶來的巨大好處使他意識到經商對權力的依賴，于是他不斷慷慨地給各級官員送禮、設宴款待。
他在這些人的身上花費了大量的金銀，將自己的生意綁在了王權的戰車上，使得生意發展的更快。
西門慶的書房里有一個書柜，這個書柜不是用來放四書五經的，里面放滿了送禮的手帕和尺子，書柜里堆滿了書信、名片和過節送禮的賬簿。
與其說是禮單，倒不如說是“保業符”。西門慶不僅把一年的三個節期都考慮周全，在關歌兒滿月時，還要根據這張“保業符”準確細致地把能請來的官員都請來。蔡京的生日，以及其他官員的來訪，也自然周到地安排好了。
西門慶的發跡，就是得益于這張“鎮業符”的庇佑。
戴敦邦畫作：蔡京
各路官僚紛紛借用西門慶的家宅，設宴款待、送別賓客，西門慶每次都出錢，并且心甘情愿，因為這不僅是結交各級官僚的絕好機會，也是向社會炫耀其家族勢力的絕好機會。
這兩件事，對于常人而言，都是難以做到的，在西門慶眼中，這些都是送上門來的好生意，對他的生意有百利而無一害。
如宋御史設宴歡迎黃將軍，到場的官員有巡撫、刺史、兩部八府官員以及官員侍從等二十余人，“來者少則千人，去時還得悉數款待”。
結果正如英伯爵所說：“明日不說朝廷欽差大臣來我們家坐坐，就是山東省的巡撫、巡撫等官員，也會給我們家增添不少光彩，讓我們更有信心。”
西門慶也同樣在自己所結識交往的官員身上下足功夫，比如西門慶接待蔡、宋兩位御史，花費頗大，但“卻轟動了東平府，提高了清河縣的知名度，人言‘巡撫也認得西門大夫，到他家喝酒去’”。
俗話說，“一分耕耘一分收獲”，蔡御史十分感激西門慶的熱情招待，在宴席上答應“比其他商人早一個月向你收取鹽票三萬兩”。
當時，販鹽是一門可以賺取數倍利潤的生意，鹽證是政府發給商人運鹽、賣鹽的專利證，300斤鹽為一證，3萬張鹽證，也就是900萬斤鹽的買賣，可以帶來相當可觀的利潤。
這蔡鹽監不但給西門慶開了綠燈，還提前一個月就辦了，西門慶怎么能不發財呢？蔡御史還要求宋御史釋放兇手苗青，免除西門慶貪污、濫權的罪名，讓西門慶放心大膽地做官經商，他的“利潤”更是金銀難計。
臨清鈔關有個錢姓關長，常收西門慶的好處，所以對西門慶的貨物通關十分看重，方便他偷稅漏稅。
同樣是月息5厘的條件下，商人當然會來找手握大權的西門慶借錢，因為他們認為“不如借官府之力，這樣既能為上層節約，又能為下層節約。”應伯爵說：“他們不是想撈魚，而是想攪渾水，借著他的名氣，就可以干出一番事業。”
看來，西門慶用金錢換來的“山東刑部副都督”、“刑部尚書”和蔡京干兒子等職位，不僅成為他依靠權勢發展事業的重要條件，而且也成為別人依靠他、他發財致富的有利條件。
李三帶來消息，朝廷將新建的艮岳改名為壽岳，并下令各省交納一萬兩白銀以購買古器，讓西門慶拿出一半白銀配合張二官交易，但西門慶問清情況后，卻決定全部自己拿走。
西門慶又問：“批文在哪兒？”李三道：“還在巡撫那兒，還沒發下來。”西門慶道：“也沒什么大不了的，我派人寫封信，送點禮物去問宋松元。”
李三道：“你要討，就別遲疑，自古打仗講究速度，先來者先吃，只怕你遲了，到了府衙，就得向別人討活兒了。”西門慶笑道：“你別怕他，他要是沒活兒，就去府衙，我也叫宋松元去接回去，胡福蔭我也認得。”
一切如西門慶所愿，這宋松元君，正是想要奪走八仙金鼎的宋御史君，若是西門慶后來沒有死，這筆交易能給他帶來一筆巨大的收入。
西門慶利用官場和權勢，鋪路鋪路，促成交易，使得他的生意比一般商人的利潤高得多。但正是這個現象告訴我們：
新興經濟力量與舊政治力量的關系是如此密不可分，要求它們分道揚鑣是不可能的，也許有的會得不到支持而倒下，也許有的只能慢慢爬行。
如果要求新資本家反抗舊統治者，他們就只能在君主制的政治禁錮下走向滅亡。具有上述特征的中國商人階級，是中國古代社會向近代社會過渡時期的本土產物。
（待續）
作者注：
本文僅簡要分析并評估Jin Ping Mei中的Ximen Qing的特征，以詳細討論和理論解釋，請參閱我的學術研究工作Jin Ping Mei - 中國文化發展的一部分（Huacheng Publishing House，1990年） Ishing House，1994年），《人類欲望的解放》（江西大學出版社，1996年）和現實與小說 - 文學，社會和民俗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
作者單位：南昌大學
相關文章
為您推薦
加載中...